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慈濟月刊第614期
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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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狂潮下的人文反思
撰文‧王俊富 (大愛電視臺節目二部經理) 攝影‧蕭耀華

二○○八年擔任《大愛全紀錄》節目製作人時,王俊富(右)前往緬甸採訪納吉斯風災後的慈善救援。

傳播與科技, 該為什麼目的發展? 人類又該如何建構自己與科技的關係?

科技本無害, 相互理解、 仁愛與慈悲,

終究才是活在這個海量時代裏, 我們最需要領悟的人文反思。

 

「人,他們從生下來就被綁在洞穴裏,不見天日。手、腳、身體,甚至脖子都被固定在椅子上。他們身後有面牆,牆上有許多貓、狗、馬、人偶等各種事物,事物之後又有一束火把,將種種事物的影子投射到這群人眼前的牆上。於是這群人終其一生,眼睛所看到的東西,都是這些倒影而已,而他們深深的相信,深深的相信這就是他們真實的人生。」

這是美國知名評論作家蘇珊.宋塔(Susan Sontag)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一書中,引述柏拉圖《理想國》第七卷「洞穴喻」裏的文字。暗喻人類活在一個「並非真實本質的影像真實裏」。

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上面這段文字,也是我二十年來心中不斷思索的疑問之一。世界的全貌,應該是什麼模樣?媒體傳遞的訊息,能帶給觀眾真實的全景嗎?

 

造假的新聞,扭曲的是事實。

但危害更大的是,錯誤訊息可能導致衝突與偏見。

 

二○一八年,人類營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海量世界。根據企業數據分析公司DOMO的研究,在二○一六年,每分鐘就有超過二十一萬張照片在 Facebook被分享、超過三百萬則簡訊在美國被發送、影音網站 YouTube 有超過四百小時的內容上傳。

二○一七年,每分鐘裏,Google網站產生三百六十萬筆搜尋紀錄、Instagram貼出四萬六千張照片。這一年,全球網民突破三十七億。

沒有科技的高速發展,不會有這些數字。

在海量世界裏,手機海量、訊息海量、社群互動也海量;而地球,從人口、族群、環境、天災到戰禍,面臨的生存壓力亦是海量。

海量,是科技狂潮下的必然。人類從工業時代後,急速高度發展;二十一世紀,科學家們不只持續深入宇宙宏觀探索,也往微觀世界的最小物質細究而去。科幻電影中的AI人工智慧已然逐步實現;文明,邁向更不可測的未來。人類活在科技海洋中,該如何自處?科技競速的結果,能否帶來幸福與和平?

有一種科技的進化,或可為例。

一八三九年攝影術發明後,人類首次藉由影像把歷史留存下來。當時的攝影師除了美學,還必須理解複雜的光學透視特性、更得熟悉沖片藥劑的化學原理。那個年代,影像合成與特效是件高度複雜的事。不過到了二○一八年,任何一支智慧手機的攝影功能搭配應用程式,即可讓一位小學生獨立完成舊時攝影師做不到的事。只要願意學,任何人都能掌握操縱影像的工具。

「影像永遠是有人選擇的;拍照必須構圖,構圖即是排除。此外,篡改照片遠在數位攝影與圖像軟體時代之前就有了,照片的誤導一向是可能的。」這段話,也是蘇珊.宋塔的洞見。

影像的真實性來自攝影者的詮釋、或說創造。眼見為憑四個字,就嚴謹的道德角度來說,幾乎不存在。更具風險的是,科技的便利,很可能讓「造假」散發無限誘惑力。「影像趨近真實」這句話,也受到更大的挑戰。

二○○三年,美國《洛杉磯時報》記者 Brian Walski運用電腦合成兩張攝影作品;真相曝光後,遭到解聘。二○一四年,美聯社記者Narciso Contreras同樣因為修圖過當,失去工作合約。影像科技,成為兩位知名攝影記者的造假利器。

新聞攝影造假,扭曲的是事實。但危害更大的是,錯誤訊息可能導致衝突與偏見。《紐約郵報》與有線新聞網CNN在報導二○一三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時不僅錯誤連連,更臆測兇手可能是黑皮膚、與阿拉伯國家有所連結。但最後,嫌犯其實是來自車臣的白人移民。

新聞管道不僅只有電視、廣播、報紙或是網路。透過社群平臺與軟體的轉傳與放大效應,影響力更為驚人。而在傳播流程前端的工作者,以及尾端接受訊息的大眾可曾想過,真與假,常常難以分辨?當到處流竄的假訊息氾濫成災,淹沒其中的真相愈來愈不易取信於民,這也堪稱科技時代的最大矛盾了。

 

新北市瑞芳區九份,遊人隨著當下網路流行的手勢合影。科技加速傳播,固然增加人們「知」的效率與多元,同時也放大了「不知」與「盲從」。      

 

如果說「真相」是書寫歷史的基礎,

隨著傳播科技不斷進化,留下真相是否變得更難?

 

二○一六年,美國知名智庫Pew Research Center 做出一項民調 —— 高達六成四的美國人認為假新聞影響了他們對於基礎事實(basic truth)的認知。

同一年,牛津字典選出的年度關鍵字叫做「後真相」(Post-truth)。其定義是 —— 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簡單說就是,「真相是次要的。」

後真相舉例如下:某個事件引發大眾討論,但熱議的浪頭過後,真相的追求不再重要。

只要回顧大家曾經熟悉的新聞就會發現,當新的話題出現,很多爭議自動不了了之,到最後根本沒有答案。而沒有答案,民眾似乎也習慣了。這個公式,最常出現在訴諸意識形態的政治輿論操作上。如果說「真相」是書寫歷史的基礎,那隨著傳播科技的不斷進化,留下真相,會不會更難?

除了造假、偏見與後真相,另一個與傳播科技有關的省思,是二○一○年源自北非突尼西亞的中東「茉莉花革命」。這場民主運動如野火燎原,在隔年延燒到了埃及。當時,年輕的網路科技工作者Vael Ghonim運用 Facebook的社群威力點燃群眾怒火。民意高漲下,逼迫總統穆巴拉克下臺。

但,期待變革的人民從此幸福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在軍方接管政權後,政爭依舊不斷、國家繼續紛擾,所有期待淪為泡沫。多年過去,網路英雄Vael Ghonim 深深懺悔。

他體悟到,社群媒體擴大同類相聚的人性傾向,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化成動員口號。這些口號在志同道合的「回音室」(echo chamber,或稱同溫層)回響,卻無法推動對話、說服與尋求共識。其中,被加速傳播的是錯誤訊息、謠言以及仇恨。

傳播與科技的關係至為緊密。而難以否認的是,它與充滿假訊息、八卦小道的社群世界已經無法切割。無數不知來源的碎片化圖文與影像,逐漸填滿人類的感官空間。

蘇珊.宋塔在十多年前的另本著作《旁觀他人之痛苦》裏提出一個觀點:「影像的衝擊力會因應用的方式、何地出現以及出現的頻繁程度而枯竭……雜沓擁擠的影像令觀眾的專注變得清淡、流逸,不那麼著重內容。川流不息的影像,反而讓影像無法脫穎而出。若要對內容做出富有反省力的接受,需要一定的專注,然而觀眾並不期待傳媒散播的影像具有值得反省的內容,因此其專注力遂跟著衰退。」

她更引用了古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文字:「每天都有國家大事發生,人口不斷糜集於城市,人口的單一性令他們冀盼一些異乎尋常的插曲發生,讓他們每小時都興高采烈、喋喋不休地摭拾各種小道消息。」這種過分刺激的過程「磨平了心智的明辨能力,而淪落至蠻人般的懵懂。」

這些文字寫在十多年前。但來到媒體素質與公信力低落的當代臺灣社會,上述知見依舊發人深省。而這些省思也刺激我們思考── 傳播與科技,該為什麼目的發展?人類,又該如何建構與科技的關係?如果人是文明核心,那關鍵精神又是什麼?

 

當媒體世界裏不缺人性醜惡時,

作為清流媒體,我們必須呈現更多的美善與陽光。

 

回溯西方歷史,發生在十四到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把世界從神性的關注回歸到人性的關懷。人文二字,成為思潮顯學。在牛津字典裏,人文(humanity)的解釋是「對他人的理解與仁慈」(understanding and kindness towards other people)。

套句手機廣告文案:「科技始終來自人性。」但人性有善有惡,假若改成來自人文,會不會好些?科技,理應為了全人類的福祉服務。但人性裏的惡,卻往往讓它背負惡名。如果我們都認同科技應該成為族群相互理解與互愛的橋梁,這世界會不會更好?戰禍災難會不會更少?

科技是宇宙法則的實體化,它中性的地位無可質疑。但人發現而運用之,必先扶正其心。心即念、念即識,但心念與識並非專屬宗教語彙。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分子生物學博士卡巴金(Jon Kabat-Zinn)致力以科學、哲學與醫學的角度探究正念(Mindfulness)的存在。他認為,從個人到社會、政治,都應該培養慈悲正念。「以小蓄大」,如同原子能夠產生能量,個人的點滴回應,就會凝聚成大力量。人與科技的對話,人文蘊含其中、正念深植其中,或許就是最佳解答。

本文至此,提出的幾個關鍵是—— 片段與模糊的理解、海量時代的挑戰、造假的危險性、真相的追求、人文的重要,以及最重要的——「人心的淨化」。這些關鍵概念回應的,更是大愛電視成立二十周年的意義。

在上百個電視頻道充斥的一九九八年,為何上人堅持要成立大愛電視臺?在海量訊息更為充斥的時代,大愛臺一直堅持的是什麼?在偽訊息與假消息氾濫的科技時代,大愛臺應該如何發揮報真導正的社會角色?

曾經有人質疑過大愛電視臺是個隱惡揚善的媒體。但,如果真相是世間美善完全不遜於媒體建構出來的醜惡,那,誰該負起平衡善惡之責?呼應文頭蘇珊.宋塔那段洞穴喻,當媒體世界裏不缺人性醜惡時,作為清流媒體,我們必須呈現更多的美善與陽光。

上人叮嚀過:「人文工作的重點目標是淨化人心,這是永遠不移的使命。」大愛開臺二十年後,人世間充滿更多的訊息傳遞管道。淨化人心四個字其實並不抽象,反而相當具體。

科技狂潮裏,世事愈紛擾、人心也就愈浮動。媒體如果願意自我覺察、傳播正確的價值觀,或許才能引領群眾往內探索自性中的正念,為世界尋求祥和與寧靜。誠如上人所期許,媒體應該「引領」正確價值觀、「對治」問題、「補足」社會所缺乏的智慧知見。若能加上科技的善用,或許才能在難以離苦的時代,為人類的未來指出光明的方向。

文末,兩句話浮現腦海:「人類的終極問題不是原子彈,而是他的內心。」這是愛因斯坦的名言。

「試著拍下和平吧,那其實比拍攝苦難更難,卻是一個改變當今好戰世界的辦法。」這是知名戰地記者Don McCullin在《不合理的行為》這本自傳裏的畢生感觸。兩句話,內蘊著他們的普世關懷。

科技無害。原來,相互理解、仁愛與慈悲,終究才是活在這個海量時代裏,我們最需要領悟的人文反思。而淨化人心,更是傳播媒體,需時時自我惕勵的使命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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