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鳩摩羅什——七佛譯經師
  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
  「書紅人不紅」的譯經大師
  佛法慰人心
  什師出家
  至沙勒、修習各類學問
  隨蘇摩修習大乘
  坎坷的際遇
  譯經事業的廣大與精微
  什師對「定中見佛」之說明
  一、龍樹菩薩——中國八宗共祖
  法華經
  僧肇



人文志業首頁 / 慈濟道侶叢書 / 鳩摩羅什——七佛譯經師
  譯經事業的廣大與精微

長安佛教再度興盛,其原因可大致整理為三方面。首先是政權的支持。前面說過,五胡十六國君主中,苻堅與姚興最有文化素養,文治武功頗有可觀;苻堅信奉佛法,當然會大力護持及宣揚,姚興更是如此。

其次是道安駐錫長安。道安是繼佛圖澄之後北方僧團所公認的領袖,弟子眾多。苻堅非常重視道安,甚至告訴官員們「有疑皆師於安」,並由精通佛理的祕書郎趙整協助其弘揚佛法,道安儼然成為長安佛教界的領袖。

第三是中原與西域的交通暢通。前秦苻堅遣呂光平定西域後,漢地與西域的交通空前順暢,西域高僧得以紛紛來華,著名者如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僧伽提婆、鳩摩羅跋提。國主、僧團領袖、西域高僧,三者共同致力於弘揚佛法,促使苻堅時長安佛法大盛。

後秦姚興時代的佛法興盛,可以視為苻堅崇佛文化政策的延續,是規模更大、學術層次更高、影響更深遠的佛教興盛高潮。這一高潮的到來,同樣是世俗政權、僧團領袖、西來僧侶三者的相互影響與激盪——

若無姚興,什師很有可能老死涼州,至終「無所宣化」;若無什師,長安學僧群龍無首,大乘佛教的重要經論可能不會在此時傳入中土。若佛陀耶舍、弗若多羅、曇摩流支、佛陀跋多羅等高僧不相繼東來,《十誦律》、《四分律》等重要佛典,不知會遲至何時譯出。天時、地利、人和因緣際會之下,共同開創了後秦長安佛教的輝煌。

首先,姚興所設的譯場規模之宏大,乃前所未見。據什師弟子所作的出經序,道出譯經時的人力:譯《大品般若》,名僧五百人;譯《大智度論》,集五百人;譯《法華經》,門徒八百餘人,四方義學僧二千餘人;譯《思益經》,集二千餘人;譯《維摩詰經》,集千二百人;譯《梵網經》,集三千餘僧;譯《十誦律》,集三千餘由此可見動員人力之眾,而且其學養皆非泛泛。姚興甚至會親自到場,手執舊經驗其得失。

道安之前,譯經多為私人事業,至多得到信仰佛教之官員的資助,規模較小,影響不甚深廣;道安在長安時期,譯場得到國家財力及人力的協助,與以前個人式的翻譯工作相較,有了質與量上的變化。

什師主持的譯場,比道安時代規模更大,國主、大臣也參與其中,千百僧人濟濟一堂,比對新舊、參訂異譯、考究義理,譯場彷彿成為譯經、講經的學術研究論壇。僧叡《大品經序》描述了當時的弘法盛況:「渭濱流祗洹之化,西明啟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三》略述東土的譯經歷史,於什師時期著墨甚多,稱什師「碩學鉤深,神鑒奧遠」;什師弟子則「時有生、融、影、叡、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為稱首。」 可以想見當時譯場人文匯萃之風華。

其次,什師譯經卷帙浩繁,範圍廣泛。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四.鳩摩羅什傳》,謂什譯出佛經三十三部,三百餘卷;《歷代三寶記.卷八》謂什師出經九十七部,四百二十五卷。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的翻譯家前有什師,後有玄奘;玄奘譯經數量超過什師,什師譯經範圍之廣則勝於玄奘。

什師所主譯者包括:華嚴部有《十住經》,方等部有《彌勒成佛經》、《首楞嚴三昧經》、《維摩詰所說經》、《思益梵天所問經》,般若部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小品般若波羅蜜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放光經》,寶積部有《大寶積經》,法華部有《妙法蓮華經》,大乘論有《十住毗婆沙論》、《大智度論》、《十二門論》、《百論》、《中論》、《大莊嚴論》,小乘論有《成實論》,律部有《梵網經》、《十誦律》,菩薩傳記有《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提婆菩薩傳》等。

不僅規模宏大,此時對譯經的程序更是講究,幾近窮極細膩。這一時期的譯場,主要的翻譯程序如下:

一、口譯:主譯先以梵文或西域文誦讀經文,然後口譯成漢語。

二、傳語:不通漢語的異邦法師,則由「傳語」負責口譯,講解梵本;最早的例子為,竺朔佛譯《般舟三昧經》時,支婁迦讖負責傳語。此例一開,西來高僧即使不學漢語也能在中土講經,漢地僧眾或學人亦可藉由講經的法會譯出完整的佛典。

三、筆受:口譯出的每句經文,經主譯的講解、聽眾的提問辯難,直到在場眾人再無疑問,才由筆受寫定。

例如,真諦譯《攝大乘論》時,「一句之中,循環辯釋」、「隨出隨書,一章一句,備盡研核;釋意若竟,方乃著文。」除了「筆受」在翻譯時擔任記錄,其他的在場聽眾也會作筆記,再由筆受歸納整理。因此,經文譯出後,許多由筆記整理而成的義疏也往往於譯場同時產生。

譯語的採用方面更是字斟句酌。例如,譯《妙法蓮華經》時,什師拿竺法護譯的《正法華經》作為參考。其中的卷五〈受決品〉有一句經文,法護譯作「天上視世間,世間得見天上,天人世人往來交接」;什師認為,雖能保存原意,但不夠典雅;僧叡提議改譯為「天人交接,兩得相見」,什師才點頭認可。由此可見什師對於遣詞用字之要求。

四、校勘:譯出的佛經需跟原文校勘後才能成定本。主譯「手執梵本,口宣漢言,再三對勘,始為定本」,校勘工作則初由通漢文的主譯或傳語負責,後來另歸專人,譯文的用字在檢校時才作最後決定。例如,佛陀跋陀羅校勘《華嚴經》費時一年半,什師譯出《坐禪三昧經》六年後又將該經檢校一次。

當代學者曾比較當時的譯經事業與今人翻譯之差異:「今日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學者,則不從事譯書。然古昔中國譯經之鉅子,必須先即為佛學之大師。如羅什之於般若、三論,真諦之於唯識,玄奘之於性相二宗,不空之於密教,均既深通其義,乃行傳譯。」(湯用彤,《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當時對於主譯者之要求、以及譯經事業之慎重,由此可見一斑。

什師羈留後涼十數年,對於中土民情非常熟悉,在語言文字上能運用自如;加上他原本博學多聞,兼具文學素養,因此在翻譯經典上,自然生動而契合妙義,在傳譯佛教經典的里程上,開創了一番空前盛況。

什師譯出了許多大乘經論,成為後世中國佛教開宗立派所依據的典籍。例如,《大智度論》、《法華經》為天台宗義理發展之根本經論;依《成實論》而立成實宗;《中》、《百》、《十二門論》為三論宗所依據的論典;包括後世廣為傳誦的《維摩詰經》、《金剛經》、《阿彌陀經》等,影響中國佛教之禪、淨兩家更是深遠。

坦言之,若從所譯經籍對於後世的影響而言,即使是玄奘大師,或許亦難以與什師比肩。

 

中國譯經簡史——什師之前

東漢明帝時,佛法傳至中國。歷經魏晉諸朝,漢譯的經典漸漸增多,但是翻譯的作品多不流暢,與梵本有所差距。

最早至傳至中國的第一部佛經,相傳是迦葉摩騰及竺法蘭於白馬寺所譯的《四十二章經》。

至於早期東來中國翻譯佛經者有二人,一為西元一四七年來到東漢洛陽的西域安息國王子安世高,另一位是西元一六七年來到洛陽的西域月氏人支婁迦讖。

安世高是最早以漢文翻譯佛經的譯家,翻譯的主要為小乘經典,代表性的譯著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人本欲生經》等說一切有部的經典。

支婁迦讖則是最早將大乘經典譯為漢文的譯家,主要的譯著包括《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經》。

三世紀末期的敦煌地區,佛教信仰十分興盛,佛寺林立,佛像眾多,但經典都要從西域輸入﹔由於人力、交通、語言等條件的限制,很不完備。

西晉的竺法護下決心跟隨老師竺高座到西域各國遊歷學習;在此期間,他學習了西域各國的語言文字,搜集了大量的佛經原本回到晉土。

竺法護,其先祖為月支人,世居敦煌,八歲出家。晉武帝時,遊歷諸國,通三十六國語言,得到大量胡本佛經,攜歸中土,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據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所載,竺法護譯出佛經總計為一百五十四部、三百餘卷,其中多數於長安譯出。後來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聲蓋遠近,僧徒數千,宣隆佛教二十餘年。

竺法護生活的時代,戰爭頻仍,百姓流離失所;他在顛沛流離中致力於佛經翻譯和傳法數十年,翻譯了大量佛經。法護的譯本覆蓋面廣泛,包括《般若》經類、《華嚴》經類、《寶積》經類、《大集》經類、《涅槃》與《法華》經類,以及大乘律類、本生經類、西方撰述類等,種類繁多,幾乎涵括了當時西域流行的佛教要籍,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的局面。

僧祐便對竺法護的翻譯貢獻給予了頗高的評價:「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法)護之力也。」

以國家之力組織譯場,則始於前秦。道安與祕書郎趙整共同主持長安譯場,譯出《婆須蜜》、《中阿含》、《增壹阿含》、《毗曇》、《三法度》、《阿毗曇八犍度論》等佛典。

東晉太元四年(三七九年),道安至長安,令長安的佛教影響力大增。

Bookmark and Share
 



Copyright © 2014 Tzu Chi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版權所有,感恩您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擅自轉貼節錄重製。 版權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