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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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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生命中的真實感動——吳乙峰
⊙主講人/吳乙峰 臺灣知名紀錄片導演
⊙主持人/蕭菊貞 曾任大愛電視臺戲劇三部經理、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在臺灣談到紀錄片,
不能不認識吳乙峰導演。
從《月亮的小孩》到九二一《生命》,
每部作品都深深打動人心,
更啟蒙了許多年輕紀錄片工作者。

 

二〇一四年,吳乙峰應好友蕭菊貞之邀,製作了大愛臺長情劇展《爸爸親像山》,敘述有機稻農陳永山的故事。
 
找到臺灣純樸的人情味

蕭菊貞表示,要拍這齣戲,得找對土地有熱情、對農業有使命感、對環境誠懇友善、想為臺灣土地留下一些東西的人,那非吳乙峰莫屬!因為他熱愛臺灣土地,對農夫、人情味、純樸等有特殊情懷,拍攝態度會不一樣。

然而,要讓一個有熱情、有責任感,對自己作品品質有強烈要求與堅持的創作者答應拍戲並不容易。當時吳乙峰有一個前提要求:「一定要先讓我感動!」

「第一次訪問時,陳永山一直談媽媽……說著說著,眼淚自然就掉下來!」吳乙峰被永山的純樸嚇到了,但他認為還沒有足夠理由拍這部戲,他心中疑惑:「二十年前,有機米的概念在臺灣仍處於矇矓不明的階段,怎麼會有人堅持有機種植?似乎說不通啊!」

於是,吳乙峰又再次造訪,直到陳永山談到國中時發生的事:「有一天,我爸爸幫人家噴農藥,回家後發現農藥中毒,我跑到農藥行抗議,因為家裏有那麼多兄弟姊妹,如果父親倒下,整個家不就完了?」吳乙峰找到動機了!他期許,一定要藉此片拍出臺灣農業面貌。

「公司同事問我,預算這麼少,為何敢接?」吳乙峰說,就是盡力啊!當你真正想做對的事,就不要想太多,老天爺會為你準備好的。在拍片過程,吳乙峰就認識很多年輕優秀的農民,像阿權就豪爽地說:「我的農地隨便你怎麼弄!」還有讓劇組免費使用起重機等,甚至村長帶農民來幫忙,很多人友情贊助……不禁讓他脫口而出:「我找到臺灣的人情味了。」
 
「人」永遠比紀錄片重要

「二十年前,永山從臺北回家鄉苑裡,決定種植有機米,全村的人都說他瘋。二十年後,有一群年輕人像阿權等從都市回鄉下,開始有機種植!雖然時空不同,不必熟識,他們友善土地的情感是一樣的,談的理想語言是相同的!」吳乙峰深刻感受到那種人與人與土地的連結。

蕭菊貞好奇地問:「導演如何讓永山夫妻打開心門,讓採訪拍片過程變成一場生命的交流?」

「在攝影機前,大家都在意自己的形象,往往會修飾生命中比較不堪的狀態。所以,永遠不要以為受訪者講的是唯一的答案……」吳乙峰說,拍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能讓對方卸下心防,把關係丟在一旁,不必擔憂!所以,他拍紀錄片至今,總會對受訪者說:「我的片子完成後,第一個看的人就是你。」這是吳乙峰的承諾,他認為那是一種責任,更因為那是受訪者的故事。

家住宜蘭,拍了二、三十年的紀錄片,走遍臺灣各地,讓吳乙峰感受到與土地共呼吸、共生息的美好記憶,更看見臺灣這塊土地上真正在勞動、善良、關心土地、認真對待別人的人。「永山就是這樣的人!我得讓他知道,上電視不是開玩笑的。因為,對我來說,拍紀錄片,『人』永遠比紀錄片重要。」

有農民看到永山的故事,發現原來「我不是那個唯一」。永山自己更是邊看電視邊哭……吳乙峰認為,這樣就值得了。

「我要感謝吳導帶來誠懇的作品!」蕭菊貞說,能和受訪者成為朋友,分享生命,甚至交心,可以看出吳導的用心。因為,當拍攝者沒有熱情時,作品是不會感動人的。

吳乙峰非常在意人與人面對面溝通談話那種有溫度的情感,拍片也以交朋友的心情。就像他父親說的,「人、朋友要互相行踏!」吳乙峰說:「二十年來,我很感謝我拍過的紀錄片,讓我現在拍劇情片時,有和別人不一樣的思索與養分。」

拍完永山的有機種植故事,吳乙峰說:「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是,盡自己最大努力,讓臺灣能成為有機國,可以讓全世界的人來臺灣旅遊時,都能吃到有機食物。」
 
讓全臺灣人看見媽媽的眼淚

蕭菊貞提及,一九八八年吳乙峰成立「全景映像工作室」,是臺灣解嚴後紀錄片很重要的創作基地,也和當時的文建會攜手種子培育計畫,在北、中、南培育了很多在地的紀錄片工作者。

一九九〇年,吳乙峰拍攝的紀錄片《月亮的小孩》,改變了許多觀眾對紀錄片刻板、無趣的印象,更感動與影響很多人。「請問導演,《月亮的小孩》帶來什麼樣的功課和收穫?創作初心為何?」蕭菊貞問。

「當時,臺灣有一群媽媽因孩子是白化症,被社會排斥,甚至被懷疑父親是外國人,連孩子也被歧視……」吳乙峰表示,在巴拿馬San Blas族的印第安人,稱白化症患者為「月亮的孩子」,因為他們怕見陽光,只有在月亮出來的夜晚才覺得自在。然而,他們被社會拒絕,認為是不祥的象徵。

吳乙峰記得第一次接觸主角國煌時,國煌的媽媽把他帶到家門口旁說:「你知道嗎?生出白化症的孩子後,如果在外發現有和我家一樣的孩子,我就會問:『你們家怎麼了?』」十分自卑的媽媽說著,就掉下淚來。

白化症是一種先天性遺傳疾病,卻因為當時社會知識的不足遭到歧視。吳乙峰對自己說:「我一定要讓全臺灣人看見這位媽媽的眼淚!」於是就開始拍了。

蕭菊貞表示,《月亮的小孩》對於九〇年代及之後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是臺灣的重要里程碑。她在大學時代看到這部片子時,覺得很震撼:拍攝手法樸實,卻讓我們真正走進受訪者的生命裏,讓我們改變了觀念。

吳乙峰說,他一直相信一句話:一個社會的文明是取決於多數者對待少數者的態度和過程,而不是同情或幫忙!你我其實都可能成為那個少數者。

片子播出一年後,有一位白化症孩子的媽媽打電話給吳乙峰:「我看完紀錄片後,哭了一個晚上,然後有能力、有勇氣去面對了!」因為知識,觀念改變了,讓人解放,重獲自由。
 
生命如何重生

九二一大地震,是許多人心中的痛。「費時五年拍攝九二一《生命》紀錄片,吳導想說的是什麼?」蕭菊貞問。

「臺灣二二八事件我來不及參與,但九二一我一定要參與!」吳乙峰說,他想探討的是「人」:面對災難的巨大傷痛,人性如何重生?

歷經九二一大地震,九份二山的四個家庭,親人一夜之間突然過世。這部紀錄片透過現實、透過夢境、虛構的拍攝方式,講述存活下來的人如何面對自己與重生的故事。

「佩如,七個家人都離開了,全家只剩她和一個當警察的哥哥……」吳乙峰表示,佩如最初不願意被拍,卻斷斷續續地聯絡他,一直訴說自己的傷痛,像是一種發出內心深沈的生命吶喊。

吳導分析,「為何她陸陸續續找我溝通?是因為她想說。但因為現在狀況說不出來,也不能說。於是,我就是等……等到有一天,她願意說。」

有一天,佩如突然主動說要接受採訪,卻說要錄一段遺言。雖然她認為自己真的獨立了,訴說的卻是受不了哥哥什麼都分得清清楚楚的排擠態度……語氣強卻透露出對生命的不安。

面對佩如的種種情況,吳乙峰被撞擊到了,甚至一度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是否繼續拍下去?「要記住,所有紀錄片當碰到麻煩和困難時,就是最重要的狀態,核心通常就是在那裏。可是,一般人會逃避,或找別的方法訴說。」吳導以過來人的經驗表示。

二〇〇四年,《生命》在院線放映後,有一位憂鬱患者對吳乙峰說:「導演,對不起!我每天說自己是憂鬱症患者,看到佩如那種遭遇後,相較起來,我覺得自己像神經病!」

「我跟佩如說,有人看了很感動。她聽了,也覺得很快樂!」吳乙峰說,片子放映時,佩如已經走出困境了,發現原來自己最悲慘的狀態也能幫助人。所以,要愛你的敵人,愛你的困境;只要我們誠實面對自己,反省,慢慢就能找到更好的方向。

拍攝《生命》時,正逢吳乙峰父親中風,他得往返宜蘭和南投之間。於是,紀錄片裏常常看到火車和隧道穿梭的場景,因為他把自己也變成片中的一分子。「我的成長過程中,有一位好友突然因火災過世,對我有深刻影響!這是很特別的片子,我把自己放進去了,談我與父親的生與死,其實是一種自我救贖。」

蕭菊貞認為,作為影像紀錄工作者,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命故事,每個生命都帶來很多的學習。

「我為什麼要創作?因為對生命有不同的想法。」吳乙峰非常鼓勵年輕人拍紀錄片,因為年輕人有很大的熱情及體力。如果社會想要說自己的故事,就必須不斷地培養年輕人。

(整理撰文/洪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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