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父母奔走五家親友，籌足了單程飛美國的機票，送他到美國攻讀博士。他承諾──三、五年後，拿到學位，立刻回來。

滯美二十四年後，再度踏上魂牽夢縈的故土，已經年過半百，盼不到兒子歸來的父親已過世多年。椎心的傷痛，他只一句話輕輕帶過：「這是時代的悲劇。」

臺灣這塊土地像割不斷的臍帶，他生於斯，長於斯，「母親」的一聲呼喚，他放下一切回來！一轉眼，又是二十幾年過去了。

慈濟大學勤耕樓四樓，推開掛著「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 方菊雄教授」的大門，映入眼簾的是掛在牆壁上的白板，密密麻麻記錄著「個案」的資料。方菊雄說：「醫院把『檢體』提供給我們，我們從羊水或血液去檢驗，看看有沒有遺傳疾病？」

進入實驗室的走道有一排書架，全是慈濟出版品，其中證嚴上人的著作，是方菊雄必讀的書籍。這個小小空間也是溫馨「糧倉」，放有糖果、餅乾，還有各式咖啡和茶。

從慈濟大學創校開始，他歷經總務長、學務長、副校長、代理校長、校長，退休後受聘為顧問；守著學校、守著實驗室，七十五歲的方菊雄，笑稱自己「永遠畢不了業」。

●長工兒子赴美留學

「一九三八年，我出生在高雄大寮，父母怕養不活，直到隔年才報戶口，所以身分證上少了一歲。」時值日治末期，盟軍經常轟炸，方菊雄僅讀一年日本書，幾乎都在跑空襲。

「祖父早逝，祖母無力養家，只好把父親『抵押』給有錢的親族當長工，一直到二十歲才獲得自由身。」方菊雄說：「外公也是年輕就過世，外婆改嫁，母親從小就被嗜酒的哥哥賣給人家當養女……因為如此，我發誓滴酒不沾。」

日治時期，禁止蓄婢，臺灣富有人家需要婢女，就換個方式，變相收「養女」；名為「養女」，實際就是「婢女」。要挑水、煮飯、洗衣、打掃、帶小孩，甚至飼養牲畜、下田耕作。命運好一點的，伺候夫人、小姐；命運差的，會被虐待或推入火坑。

方菊雄的母親被賣到鳳山彭家，她的「養父」是知名學者彭明敏的四叔彭清良，一位很有名望的醫師。當時彭家富甲一方，有人在長老教會當牧師，還有二十幾個當醫師，是虔誠的基督教家族。

彭明敏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裏，也談到彭家的「養女」問題，他的姊姊出嫁時，親戚買了個「養女」送給她當嫁妝。但是這個問題卻「擾亂了家庭的和諧」，因為他的哥哥上高中以後，便攻擊這是一種奴隸制度，甚至說：「你們自稱為基督徒，而這些人在此當奴隸！」「雙親因此發窘，試圖辯護，指出我們家裏的女僕，都受到良好的待遇，然我的哥哥從來不曾為此感到舒服過。」

「我的母親也是受到善待的，而且跟著主人信仰基督教，很有智慧、很有愛心 。」方菊雄說：「當『養女』成人後，主人會選個好人家，把她們嫁出去。」彭家收了很多「養女」，有些是孤兒，有些是窮苦人家的幼女，所以方菊雄說他有很多沒有血緣的「阿姨」。

當年社會普遍貧窮，方菊雄的母親「遣嫁」時，彭家給了不斐的嫁妝。「我記得家裏有一臺一般家庭稀有的縫紉機，是『阿公』、『阿嬤』送的，還撥了土地，用極低的租金提供給他們耕作。」

一個「長工」和一個「婢女」成婚後，兩人從零開始。方菊雄的父親租地耕作，也替彭家收田租。十幾年後，刻苦勤儉的夫妻，自購加上「耕者有其田」政策下取得的土地，再加上承租，方家已經擁有兩、三公頃的農地，算是小康之家了。

臺灣光復後，方菊雄從小一開始讀起。身為長子的他，要替不識字的父親看租單、文件，陪父親載稻穀去繳或到地主家繳收來的款項。「我小小年紀就要幫忙放牛、耕作，有一次兩頭牛打架，從我的頭上跳過去，沒把我踩扁，所以我心存感恩，發誓一輩子不吃牛肉。」

母親是基督徒，但是祖母和爸爸是一般民間信仰，他上過一次主日學被阻止後，就再也沒有去了。甚至少年時還扛過神轎，赤腳衝過燒紅的炭火，母親看在眼裏都不說話。「母親『順服』的身教，影響了我一輩子。緣分來時，接受它；沒緣分時，不強求。」

在鳳山讀完初中、高中，方菊雄考上臺灣大學植物系。父親原本希望他考醫學院，但他將醫學院填在最後一個志願。「小時候，媽媽帶我到『阿公』家，看到診所擠滿了人，『阿公』忙到連吃飯、上廁所都沒時間，太辛苦、太可怕了。」

方菊雄在兩個姊姊、兩個弟弟、三個妹妹中，算是出類拔萃的；在鄉下各級學校，他也是考上臺大的第一人。但他總是謙虛地說：「是我運氣好。」上大學時，方菊雄重新回到教會；出國前，母親告訴他，出生時已經洗禮過，不要再受洗。

大學四年，順利畢業後，女同學紛紛出國留學，男生卻還要當兵。役畢，方菊雄家鄉的高中要延聘他去教書，最後因緣卻落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當時的所長是院士李先聞，問他：「你能白天上班，晚上念書嗎？」

方菊雄說：「可以！」

「那你明天來上班。」沒有人脈背景，憑著一鼓傻勁，進了中研院，跟著李先聞做植物遺傳研究。

「所長脾氣很急，常罵我是『傻子』。」方菊雄說起老闆，忍不住笑說：「同事背地裏難免抱怨，但若談起換所長，大家又都不願意，因為所長人很正派。」

那個時代，美國的大學提供很多獎學金給臺灣學生，「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是當時的順口溜，眼看著同學大部分都出國了，一年多後，方菊雄也寄出申請。沒多久就接到回函，他選擇了美國中部的堪薩斯州立大學。

「我跟所長報告時，他瞪大了眼睛，大喊一聲『傻子』，然後說他已經準備送我到日本進修。」方菊雄表示：「我後來才知道，在四川長大的所長不是罵人，他說的是『啥子』（什麼）。」

雖然事先沒有溝通好，李先聞還是樂見愛將赴美進修，還提供座車和司機，方便他跑遍臺北，辦妥所有的出國手續。直到現在，方菊雄還是感恩在心，稱他是生命中的「貴人」。

●舞上「黑名單」，難返臺

一九六五年一月，方菊雄來到位於美國中部的堪薩斯州，一百多年歷史的大學位於曼哈坦，校園之大令人不敢想像。更令臺灣學生瞠目結舌的是美國的文化衝擊──嬉皮、反越戰、反主流文化，學生在校園sit in（靜坐示威），甚至縱火燒毀學校建築……

「我們看在眼裏，只覺得不可思議，但都沒有參與。」當年臺灣留學生大約有四、五十人，都是勤工儉學，用功讀書。

學校先安排外籍新生去上語文課，也設有「外國學生諮詢辦公室」，貼心協助各種問題。臺灣學生的英語溝通尚可，但是教授來自不同的國家或地區，腔調各異，有時聽都聽不懂，必須加倍用心或請教同學。「我很少出去玩，課餘不是在實驗室，就是在圖書館。」

方菊雄領有每月一百八十五美元的獎學金，又免除主要學費，食宿盡量節省，生活還過得去。沒有獎學金的同學要利用暑假三個月去打工，那就很辛苦了。「經濟壓力大，功課又要全拿A，讀到後來崩潰了，被送回臺灣的也有。」

住校很貴，很多留學生都在校外租屋，但多是老舊公寓或地下室。有的屋主看見是有色人種，馬上搖搖頭說沒房間了。所以學長畢業退租前，新生就要先「卡位」。

自行開伙比上館子便宜很多，「有一個同學從臺灣帶來一個電鍋，寶貝得很，但堅持要等結婚才啟用，所以我們都用湯鍋在爐子上煮飯。」方菊雄說：「剛開始我不會煮，底下燒焦了，上層還是生米，後來就專門負責洗碗。」

美國物資非常便宜，尤其是超市的肉品，學生把肉、蛋、菜混在一起，煮成一大鍋，稱為「一品鍋」，加上在附近小城的日本商店買來醬油和醃漬的蘿蔔，方菊雄至今還念念不忘：「呵！美味無比！」

有些同學買來罐頭，方便又便宜，味道也不錯，吃了好一陣子，才赫然發現那是「狗食」。在美國，牛肉是大宗，方菊雄堅持原則不吃牛肉，同學戲謔道：「美國牛不必工作，牠們是養來殺，專給人吃的。」看著同學大啖牛排，他還是不為所動。

堪薩斯州是美國重要的農牧業地區，堪大的農學院夙負盛名，有自己的農場、烘焙廠、牧場、屠宰場……方菊雄還是讀植物系，專門研究小麥，在教授的指導下，直攻博士。

小麥一年一熟，研究快不得，但他沒有忘記對父母的承諾──拿到學位，立刻回國。誰知道因為跳一場「山地舞」，竟然變得「有家歸不得」。

「堪大有許多外籍學生，每年都有國際文化週，並舉辦國際才華競賽。」方菊雄說：「臺灣留學生陣容龐大，校中有一個福爾摩沙同學會，一九六八年秋天，同學編了一個『阿里山的姑娘』參加比賽，不料竟出了問題。」

學妹黃靜枝負責編舞，有的同學製作原住民服裝和道具，大家有空就聚在一起練習。沒想到比賽前，中華民國駐芝加哥領事館卻來函，申明「中國同學會」才是正式的名稱；「阿里山的姑娘」也要改成「中國山地舞」才行。

同學跟領事館溝通不成，學校也出面表示，這是很單純的學生活動。但是領事館不理睬，硬是把參加的一、二十位同學護照吊銷，並要大家寫悔過書。「我們只是跳個舞，錯在哪裏？」方菊雄說：「寫不寫悔過書，都是死路一條。」

同學們震驚、憤慨、焦急、委屈地向學校申訴，法律顧問也很幫忙。黃靜枝在政治系的指導教授幫她向國會提出特別陳情，再向移民局申請居留。經過繁複的程序，終於獲得了美國永久居留證。

「移民局發給我們居留證，還說再不行也可以給我們『政治庇護』。」方菊雄無奈地說：「我們真的只是單純的學生，從來沒有參與政治活動。許多人對臺灣國民黨政府不滿，也是被這樣逼出來的。」

那個時期，國民黨「特務」非常多，如果不呈報些「業務」，會被責成「工作不力」，因此許多無辜的學生就這樣被冤屈，上了「黑名單」。

莫名其妙被貼上標籤，家，是回不去了。一九七○年，和方菊雄交往多年的黃靜枝取得碩士學位後，到紐約發展。這時國際情勢丕變，對臺灣非常不利，雖然國民黨政府對「黑名單」人士無情，但是血濃於水，臺灣留學生還是關心臺灣、愛臺灣。

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此後沒幾年，和日本、美國也都斷交了。那年年底，方菊雄順利拿到生物學博士，但臺灣卻回不去了。

●安於基層職缺，獲讚賞

主要研究的小麥當時價格低廉，要找相關工作的機會不多，方菊雄心想：現在電腦正夯，該不該轉換「跑道」？

他前往紐約，到電腦機構受訓，但是「回到學校」的念頭，始終縈繞在腦海。一天，他試著打電話給哥倫比亞大學遺傳學教授嘉琪樂（Dr. Jagiello）。嘉琪樂問他：「有一位技術員十分鐘前剛離職，你要不要來這裏工作？」他不假思索就答應說好。

「那你明天來上班！」

朋友都勸他：「你已經拿到博士了，還去當基層的技術員，太委屈了。」「工作慢慢找嘛，何必急於一時。」方菊雄還是堅持去報到。

「我沒有拿它當跳板，到處投寄履歷，騎驢找馬，反而安住在研究工作上，認真學習，一個多月後，進度超前很多。」方菊雄說：「嘉琪樂教授很讚賞，向其他教授借了一個『博士後研究（Post-doctoral fellow）』的缺給我。」

從此，方菊雄就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一待二十一年。

嘉琪樂教授是哥大醫學院的講座教授，研究生殖遺傳。方菊雄說她「人很好」、「脾氣也很急」，第一天報到就給了一個「震撼教育」，差點沒把他嚇死。

「她叫我去某個教室找某個教授，把檢體拿回來。」方菊雄找到地點，敲了門進去。看到一具剖開的人體，起先以為是模型，仔細一看，天哪！是一個往生的年輕女孩，被開膛破肚。

方菊雄腦門「轟」的一響，差點沒昏過去。他說：「小時候看過殺雞、殺鴨，甚至殺豬，就是沒看過『殺人』，太恐怖了。」

教授丟給他一團子宮，要他自己摘取卵巢。卵巢在哪裏？方菊雄找了半天，取了檢體，回到研究室，小小抱怨怎沒事先跟他說清楚。

「我當實習醫師的時候，教授帶我到太平間，然後說要出去一下，就把門鎖起來，一個多小時後才回來，讓我一個人跟屍體獨處。」嘉琪樂教授哼地一聲說：「我還沒有這樣對待你吧？」

方菊雄從研究植物的細胞遺傳轉到動物的生殖遺傳，跟著嘉琪樂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婦產科工作，如果取不到人的檢體，就要用其他動物的，所以他「經常穿著高筒雨鞋到屠宰場，踩在血水裏，摘取卵巢。」

一九七二年，方菊雄和黃靜枝結婚，寓所經常高朋滿座。方菊雄被推選為「大紐約區臺灣同鄉會」會長，大家關心臺灣的時局，為維護臺灣權益，出錢出力。隔年，方菊雄代表全美臺灣同鄉會到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世界臺灣同鄉會聯合會（簡稱世臺會或WFTA）」成立大會，並在會中允諾隔年將在紐約舉辦第二屆世臺會。

方菊雄有「好好先生」的稱號，許多職銜都是大家「公推」給他的。「我從來不主動爭取什麼，許多『長』，都是別人不做，硬要我接的。一場活動辦完，我常常要累癱好幾天。」

一九八一年，卡內基美隆大學陳文成教授回臺探親，卻離奇陳屍在臺大校園。此事件轟動海內外，尤其震驚了美國社會，在美的臺灣同鄉更是悲憤填膺，燃起許多示威活動，休士頓甚至還出現「抬棺抗議」。

那年，紐澤西同鄉會在美東夏令會上，編了一齣「補破網」的話劇，沒有演戲經驗的黃靜枝飾演陳文成的妻子，謝幕時臺上臺下哭成一團。一個關心臺灣與人權的年輕博士死得不明不白，向誰討公道啊？

後來「財團法人陳文成紀念基金會」成立，幾年後方菊雄被推選為「會長」。對臺灣而言，這個職位是敏感的禁忌，但是「卸不掉」的事，方菊雄就「扛起來」做。希望陳文成精神不死，臺灣也能有自由、民主、人權、尊嚴和公義。

●一個邀約，翻轉後半生

「我帶你到這裏，你兒子我不認識，你要自己去找喔！」

在紐約機場出境大廳，來接機的方菊雄聽到有人講熟悉的閩南語，立刻驚覺應該就是母親。二十年不見，母親形貌已經不似當年模樣，如果不是聽到航空公司服務人員說的話，他幾乎不認得。

那是一九八五年，七十多歲的母親隻身來美探望兒子，和從未謀面的媳婦、孫子、孫女。方菊雄接到母親，高興地開車回家。黃靜枝已經準備了豐盛的晚餐，為婆婆接風洗塵。

用過餐後，母親從包包裏拿出一疊照片，說：「你爸爸過世了，我們不敢告訴你，這是他告別式的照片。」

簡單幾句話，宛如石破天驚，爸爸過世了？家人不敢告知，怕他衝回臺灣……方菊雄痛心疾首，無語問蒼天。

照常上下班，照常作息，在母親與妻兒面前，方菊雄強顏歡笑，「背地裏，我哭了兩個星期，一想起父親，就不能自已。」

母親來美，語言不通，周遭盡是陌生人，兒孫都要上班上學，沒幾天就說要回臺灣。方菊雄夫妻盡量作陪，又用善意的謊言「訂不到機票」來挽留，後來勉強住了一個月，才返回臺灣。

一九八七年臺灣解除戒嚴，隔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一九八九年，方菊雄回臺探親。去國二十四年，再回故里，已年屆半百。當飛機漸漸靠近臺灣，方菊雄自承：「心裏五味雜陳、複雜難抑，熟悉的家鄉，變得怎麼樣了？我的家在哪裏？」

他知道弟弟們從高雄來接他，但是一下機，就有陌生人問他：「方先生嗎？請跟我來！」方菊雄被帶去問話，盤詰了很久，才放他出來。兄弟幾個回到高雄，已經是凌晨三點，親人徹夜等候，相見後才安歇下來。

「天還沒亮，警察就上門來了。弟弟跟他們說，才睡沒多久，要問什麼，等睡醒再來吧！」方菊雄說：「之後，不管去哪裏，都有人跟蹤我。」家人怕「陳文成事件」重演，姊姊請她當警官的兒子當「保鑣」，寸步不離陪著舅舅。

探親結束回到紐約後，他產生很多疑惑：生他、養他的臺灣，讓他感到不安和不舒服；另一方面，臺灣好像也很「怕」他？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百思不得其解。

每年七月四日至七日美東夏令會，是當地臺灣人的年度盛事，從一九七○開始，年年舉辦，愈辦規模愈大。一九九一年，方菊雄擔任第二十二屆總召集人，他以「臺灣人的新紀元」為主題，安排了精采的演講和表演，參加人數逼近三千，可說是盛況空前。

辦完夏令會，李明亮教授來拜訪他，提出一個邀約。李明亮是方菊雄的學長，同樣研究遺傳學，同住紐澤西，兩人時有往來。

李明亮向他表示，即將返回臺灣，協助籌辦慈濟醫學院。「衛生署也有意在慈濟成立優生保健中心，遺傳學缺乏人手，希望你能來貢獻所學。」沒想到這一個邀約，竟翻轉了方菊雄的後半人生。

在享譽全球的美國長春藤盟校哥倫比亞大學，方菊雄從技術員做起，二十年來已經步步高升到專任助理教授；夫人黃靜枝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從臨時雇員做到禮品部資深企畫經理；兒子就讀加州理工一年級，女兒上八年級。

「一家人生活如此穩定，我要去臺灣嗎？」

「慈濟是佛教團體，我是長老教會封立的長老，能相融嗎？」

「曾上過黑名單的人，可以回去工作嗎？」

「母親年老了，該回去陪陪她。」

「把我的下半輩子奉獻給臺灣！」

「將自己在學術研究的最後幾年留給臺灣！」

潛藏在心底的聲音愈來愈響……去？不去？方菊雄虔誠地向上帝禱告，希望上帝能回應他。

兩個星期後，他得到答案了──平安！心裏沒有任何忐忑，而是平安喜樂。加上黃靜枝的支持和鼓勵，他決定跟李明亮到臺灣， 一起為籌辦慈濟醫學院而努力。

回到臺灣，證嚴法師的一席話，讓方菊雄的心更篤定了下來：「我不怕你是基督徒，我只怕你沒有信仰。」

再過一年半，方菊雄就可以退休，領到非常優渥的待遇。哥倫比亞大學極力挽留，並承諾他：「一年內，隨時歡迎回來。」

方菊雄毅然決然放棄退休金回臺灣，黃靜枝為了照顧孩子留在美國，因此他自嘲：「我變成真正的『臺獨（獨自在臺灣）』了。」

●亦父亦友，受敬受愛

「這就是醫學院的建地。」帶領方菊雄認識環境的祕書小姐指著一處空地說。方菊雄嚇了一跳，「美國大學校地動輒幾千英畝，在校內上課必須開車，而我眼前的小小空地，還長滿半人高的雜草。真不敢想像，一年多以後，這裏就是醫學院。」

一九九二年九月方菊雄回來慈濟，十月優生保健諮詢中心在慈濟醫院頂樓成立，他在建築工地和實驗室之間兩頭忙。

經常跟著建築志工宋篤志等人，戴著安全帽在工地穿梭，大太陽把他曬得黑黑的。「也讓我學習很多。」方菊雄說：「這一年半的建校經驗，讓我後來被馬偕邀請籌辦醫學院時，通通派上用場。」

一九九四年夏天，第一屆醫學院招生，開學前十天，所有大樓還是「霧煞煞」的，完全沒收拾好，方菊雄擔心死了：「糟了！怎麼開學啊？」

沒想到就像變魔術般，每天都有來自全省各地的數百名志工，從頂樓開始清掃，一層層、一間間，「凡志工走過，必清潔溜溜」；課桌椅也透過「人龍」，一張張從一樓傳遞上各樓層。

慈濟醫學院成立，第一屆招收三班，每班近五十名學生，方菊雄擔任「總務長」、「班導師」、「組導師」。他把全部心力放在學校，關心、疼愛學生，但是嚴格得不得了。惟「嚴」而不「苛」，學生都敬他、愛他，心服口服。

大林慈濟醫院腎臟科主任蔡任弼，就是第一屆的學生，他說：「那時母親剛過世不久，老師對我特別關心。後來我從宿舍搬出去住，成績退步，老師還找我懇談，在生活和學業上，他都要『管』。

學生的課外活動，方菊雄也盡量撥空參加，蔡任弼回憶道：「我們壘球隊到西部比賽，老師也跟去當啦啦隊，讓我們很感動。」

「畢業後，同學結婚，幾乎不約而同，請老師當證婚人。」蔡任弼說：「我只要回去花蓮，一定會去找老師，看看他、『念念』他。老師有血糖高的毛病，現在換我們這些學生來『管』他了。」

「沒有他，我可能念不完醫學院。」花蓮慈濟醫學中心泌尿科醫師陳景亮說起方菊雄，直稱他是「人生的導師」，連當年追女朋友，老師都當「參謀」兼「贊助經費」。

因為方菊雄教授遺傳學，起先學生給他取個綽號叫「染色體先生」，後來又暱稱他為「肯德基爺爺」。「老師頭髮白白的，又笑瞇瞇的，好像慈祥的爺爺。」

陳景亮讀到四年級，感覺很累，心浮氣躁，幾乎讀不下去。「爺爺」為他打氣說：「快了！快了！撐下去！」「爺爺」還常常找同學出去吃飯，聽他們發牢騷、聊八卦。

「我追女朋友八年，『爺爺』一直為我加油，叫我不能放棄，有時還塞錢給我，讓我去約會。」陳景亮說：「我能順利畢業當醫師、順利結婚生子，都因為有他——我生命中的貴人。」

●基督教長老任慈大校長

二○○○年慈濟醫學院改制大學，方菊雄擔任人類遺傳學研究所所長及慈濟醫院優生保健諮詢中心代主任。改制前，方菊雄做了兩任學務長，他說：「任何職務，我不爭取，也不拒絕。需要我做，我就承擔。」

那年五月，李明亮出任衛生署長，校長一職向陽明大學借調藍忠孚教授。

有一次，上人叫他「有空到二樓走走，幫幫忙」。方菊雄說：「原來二樓就是校長室的位置。」不久就委請他擔任副校長。當藍校長借調期滿，方菊雄成為代理校長，二○○二年底真除。

在校長任內，方菊雄規畫了四大目標──交流國際化、研究卓越化、人文慈濟化、教學評鑑化。

二○○三年，慈大師生到印尼參與義診和大米發放，開啟海外服務大門；二○○四年成立華語文中心，提供外籍人士學習，並增設外籍生就讀慈大辦法，提高國際知名度。另外，也和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國的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和香港大學締結姊妹校。

隻身在臺的方菊雄，以校為家，視學生如子女。二○○五年底卸任校長時，在校師生舉辦感恩茶會，許多畢業生也紛紛回來，場面溫馨感人。

從第一位校長就開始擔任校長室祕書的蕭惠敏說：「方校長人很nice，沒架子，好相處、好溝通，沒看過他發脾氣，也常默默做好事。」

慈大附近有一間小小洗衣店，是一位單親媽媽開的。老闆娘曾跟蕭惠敏說：「校長送衣服來洗，看見我的兒子沒書桌，趴在板子上寫功課，就叫他去校長的實驗室寫作業，還教他功課。」

「那個孩子當年才小三，現在已經當兵回來了，這件事校長一直沒提過。」蕭惠敏說：「校長是基督徒，但他很敬重上人，跟慈濟也很能契合。」

一位基督教長老擔任佛教團體創辦的大學校長，不免有人提出質疑。上人的答覆還是那句話：「我不怕他是基督徒，我只怕他沒信仰。」而方菊雄的回答更妙：「喔！這要問上帝！」

回來臺灣後，方菊雄一直住在花蓮，偶爾母親會從高雄來看他，但是當「臺獨」的兒子上班去，老媽媽就一個人守著宿舍，沒有熟悉的左鄰右舍、親朋好友，沒有寬廣的稻埕、兒孫的陪伴，所以來一、兩天就嚷著要回家。

方菊雄有空也會回去高雄看她，只是不能待太久。他回臺約十年後，母親以九十高齡無疾而終。「沒有遺憾！」方菊雄甚是安慰。

●當「農夫」兼主持節目

卸下校長職務後，因為一句「我是農家子弟」，上人說：「那就來精舍種菜啊！」方菊雄真的就跑去精舍種菜。戴著斗笠，拿起鋤頭，一身「農夫」打扮。有人問他是在做研究嗎？他笑說是「回到小時候」啦！

「我早上播了種，下午回實驗室就帶有機蔬菜分享同事。」方菊雄好玩地說：「同事都知道我播種是真的，至於菜嘛，當然是常住師父送的。」

更有趣的是，農改場的朋友送給他一包種子，長出來後被師父們發現那是韭菜。「後來我才想起來，韭菜是植物類的葷菜，趕緊為它們『搬家』。」

除了當「農夫」，這一年，方菊雄又多了一個他做夢都想不到的身分——電視節目主持人，而且還是兒童節目。

當時大愛電視臺節目部文教組組長陳芝安，企畫了一個每周一集的科普節目，需要一位「博士」搭配兩個「小助理」，用生動活潑和逗趣的表演方式，把「環保從身邊做起」，介紹給觀眾。

「我不想用演員來飾演『博士』，而是希望能找一位真正的『博士』，而且要親切、造型有喜感。要找這樣的人，難度太高了。」陳芝安說：「後來想到方校長，他是美國知名大學博士，慈祥和藹，又說得一口『臺灣國語』，喜感十足，真是不二人選。」

方菊雄起先當然婉拒：「我一輩子做研究，怎麼跑去上電視呢？」

「您就『跟小朋友聊二十分鐘』就好。先錄一集試試看嘛！」陳芝安自承是「連哄帶騙」地「求」到方菊雄點頭。「試錄的帶子上人看了好喜歡，節目名稱本來叫『東方怪博士』，上人說，怎麼『怪』呢？叫『妙博士』好了。」

方菊雄也沒想到節目一做竟然已經七年了。製作人、小助理都換了好幾代了，「妙博士」這個靈魂人物還屹立不搖，教大家科學新知和怎麼愛護地球，方菊雄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是國中小師生和家長心目中的「偶像」。

「呼叫妙博士」多次入圍金鐘獎，二○○九年獲得「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評選「五顆星」的殊榮。出版的 DVD 成為教材；二○一四年三月起，文化部和大愛臺合作，推出「呼叫妙博士生態環保校園研習」，提供國中小學教師與親子專業研習課程。

現任節目製作人莊桂梅和導演林宗明都盛讚「妙博士」謙虛又敬業。林宗明說，不小心 NG時，博士會敲自己的頭「自我懲罰」；有時也會「脫稿演出」，讓節目更有趣味。節目有如此好成績，他們說：「博士厥功甚偉。」

「退休後，意外踏進電視圈，沒想到又有一個更意外的事件……」方菊雄成了馬偕醫學院催生的推手。

一九九五年馬偕要成立醫學院，籌備進行了十多年，到了最後階段，他們透過牧師敦請方菊雄幫忙，向慈濟「借調」一年，上人欣然應允說：「借了要還喔！」

二○○八年七月，方菊雄擔任馬偕醫學院籌備處主任，那段時間他離開花蓮，住到臺北。種菜暫停，但《呼叫妙博士》不能中斷，他說：「我在馬偕上班，要去錄影反而比住花蓮方便。」

有了「慈濟經驗」，方菊雄籌設馬偕醫學院，進行得相當順利，軟體、硬體雙管齊下。大樓蓋起來了，師資也招募到了，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立案申請通過，並准於同年招生。他感恩地說：「這不是我一個人能成就的，是我運氣好，得到很多貴人相助。」

●「永遠畢不了業」

馬偕醫學院成立後，方菊雄依約回到最喜愛的那塊土地——花蓮。

二○○九年，方菊雄七十歲，申請退休，學校為他舉辦溫馨隆重的「歡送會」。陳景亮笑道：「退休當天下午，『肯德基爺爺』又跑去上班 。」

原來方菊雄退而不休，慈濟大學和慈濟醫學中心聘請他當顧問，還擔任遺傳諮詢中心（原優生保健諮詢中心）負責人，以及慈大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教授。

在美國的兩個孩子學業完成、就業了，二○一一年黃靜枝辦理退休，也回到臺灣花蓮，跟先生團聚，方菊雄從此擺脫「獨居老人」的生活。

每天早上七點起床，八點準時到實驗室。細胞遺傳實驗室接受各醫院送來的檢體，有羊水、血液、骨髓、流產物。技術員用一千倍的顯微鏡檢查細胞、染色體，篩檢有無異常，寫成報告。

「產前若發現胎兒有遺傳疾病，如性別障礙、外觀不夠美好、將來無法生育等，但他的智商沒有問題，生活還能自理，當然有生存的權利。」方菊雄說：「如果是非常嚴重的疾病，則讓父母自行決定，但不能莽撞，免得影響人家的婚姻。」

這個團隊除了有實驗室，還有專業的諮詢員、社工和心理專家。有些父母求完美，稍有「瑕疵」就不要，但遺傳疾病並不是一出生就會顯現。「臺灣女性一直居於不利地位，孩子有問題，婆婆通常都會怪罪媳婦。」方菊雄很感慨：「孩子有遺傳疾病，父母都不是故意的，這不是誰的錯。」

對於有些人「性別認同」有問題，方菊雄也很同情：「那是染色體出毛病，他不是故意作怪。」

婚前優生健檢以及產前產後檢查，方菊雄帶領團隊積極從事國人先天性及遺傳疾病的研究，如唐氏症或其他染色體變異所引起的遺傳疾病……避免把這些會造成病變的遺傳基因引進或傳送到其他家族。

在實驗室擔任十六年技術員的葉忠南說：「篩檢骨髓細胞是我們很大的一個特色，經由染色體的狀況，可以更進一步讓醫師判別給腫瘤患者用藥的方式。」

早期的技術員黃惠煌等都稱方菊雄「頭家」，葉忠南私底下感覺他像「慈祥的阿公」。李姿瑩是方菊雄的學生，現在也是實驗室團隊的一員，她像一個被鍾愛的女兒，必須經常「管管老爸」：「不許喝可樂！不許吃太多水果！」

方菊雄在大學部和研究所都還有開課，其他時間都在實驗室，甚至晚餐後還會進來看報告。以校為家，他笑稱自己「永遠畢不了業」。

「七十多歲了，還有人要我，還有工作可以做，真是幸福。」方菊雄說。看著慈濟大學「誕生」，看著它「長大」，聽到人家對慈大畢業生的好評，方菊雄很安慰。但他覺得「慈濟大學可以做得更好」，甚至「慈濟潛力無窮，可以做得更好」、「臺灣條件很好，可以做得更好」。

殷殷期盼、望子成龍的心態，是因為他有愛，愛這片生他、養他、育他的土地。雖然負笈美國後差點回不來，但是「這是時代的悲劇」，環境改變了，自稱「永遠的臺灣黨」的方菊雄「把後半生奉獻給臺灣」的心願終能達成。

回首七十多年的生命，方菊雄說：「我是基督徒，一生抱著『順服』的心，來來去去，上上下下，總是自由自在。」

他沒有刻意選擇，留在花蓮，恐怕也是上帝的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