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凃心怡｜攝影‧林炎煌

[圖說]分布泰北的難民村，村村寨寨都有一所中文學校。一九九六年，慈濟為昌龍村興建水泥磚房，有感於村內中文學校校舍破敗，隔年又為其興建教室，成為孩子們安心就學的堡壘。

「只要中文不斷，根就永遠都在！」
當年祖輩們咬牙傳承的根本，如今鄉愁雖已不是鄉愁，
但在全球中文熱的此刻，年輕一輩憑藉著語文優勢，
站上希望起點，人生逢春……

人們常說，語言是民族的命脈。對此，從小在難民村長大的華人子弟顏協清毫無存疑：「數十年來，因為征戰，我們被迫離開家鄉，但只要中文不斷，我們的根就永遠都在。」

時代遷移、歷史更迭，一再影響著這群泰北孤軍後裔的發展。但從撤退、打仗到安定，無論路途多麼崎嶇、生活多麼刻苦，只要在一個地方能停留上一兩個月，學校就因應而生。

教育，是這群華人子弟漂泊生活中最肯定的堅持。為了不中斷中華文化的根，他們曾經吃盡苦頭，卻也因此造就了泰國北部清邁、清萊等地，中文學校遍地開花。

根據泰北文教推廣協會統計，僅是清邁、清萊兩府，就有九十二所提供中文教育的中小學，而這些小學遍布在各個華人軍隊所建立的村落中，依照村落與學校比例來看，幾乎每個華人村都有一間中文學校。

顏協清笑說：「以前學生埋怨，其他同學從泰文學校放學後就可以去玩，但他們卻得要到中文學校繼續上課，感覺念了也用不著。」

但怎麼也想不到，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發展，華語成為全球第二大語言，就連出口及旅遊業興盛的泰國，也自中小學起就普遍開設華文課程，有些學校甚至列為必修課。中文，一夕之間變得炙手可熱。

一村一校，克難辦學

來到清萊府茶房村顏協清任職的光復中學，談話到一半，辦公室來了幾位工人運進一臺新的影印機；身為校長的顏協清解釋，要換這一臺新機，他可是百般掙扎。

「之前那臺已經有八十多萬張的印量，修了兩次捨不得換，這次是真的不能動了才咬牙換掉。」光復中學不是沒有經費，但造就校長發揮勤儉精神的，正是過往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

六十年前，當顏協清的父執輩們隨著軍隊在泰北山區落腳後，便在各個村莊一角清出空地，搭起一間又一間的茅草房；學齡孩童拉來家中矮凳，拿幾塊木板釘張桌子，就是讀書識字的學堂。

「這不是說說而已，我可還保有證據呢！」談起當年的克難，顏協清走進住家倉庫搬出一張小桌子，那是四十多年前念書時，鄰居幫他釘的。

桌子結構完整，但近眼細看，木板粗糙，桌面因接縫空隙大而不平整。顏協清笑說，這用來放書可以，要寫字可得再找本書墊著，「但在當時，能有張桌子已算是奢侈了。」

顏協清回憶，當時學校什麼都沒有，冬天入夜早，學生還得輪流提煤油燈到教室，透過豆粒大小的微光看清老師在黑板上的書寫。然而，克難的不只是硬體，師資來源更是難題。

〔圖說〕早年難民村生活困苦，父母皆外出工作，中文學校常見到小朋友邊上課邊照顧幼小的弟妹；簡陋環境下，孩子克難學習說中文、寫漢字，在異鄉傳承中華文化。（攝影／黃錦益）

「有點知識的軍人就是現成的老師，但有學識的人不多，山區道路又不通，也無法從外面聘請老師，一位老師教兩三個班級是常態。」如今身為校長，顏協清憶起過去，不得不坦白地說：「老實說，真的是誤人子弟。但那個時代背景，能有位老師教個幾分鐘都是萬幸。」

難民村生活普遍困苦，許多學生連一個月二十泰銖的學費都繳不起，但大多數的學校仍然寬容，「辦學校原本就不是為了賺錢，而是要延續中華文化；只要孩子們肯學習，學校咬牙也要收。」語末，顏協清心痛地說：「但是也有些家庭因為臉皮薄，就讓孩子輟學了……」

學費來源不穩定，相對就縮減老師的薪資，一個月能拿到四、五百元已經很不錯，老師們通常仍得到地裏做農活；若遇收成時節，十天半個月都得停課；倘若遇到老師辭職，停學三、五個月都不算長。

經濟與師資問題，連累學童教育，以顏協清為例，他念完小學時都已經十六歲了。

另一位國軍後裔李開明也對當年那段艱辛的求學路印象深刻。「當時哪來課本？都是讀古文，老師用毛筆一本一本地抄寫給我們。」由於師資並非科班出身，教的都是腦袋裏還記得的古文，李開明印象中，光是《增廣賢文》他就足足念了兩年。

寫中文、學算數，並透過老師的一字一句勾勒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足跡，所以即使李開明離開雲南家鄉時，不過是個八個月大的小娃，但對故鄉與民族的認同卻猶如已經在那裏住上一輩子般深厚，「當時讓我們學中文，不是真的要長知識，而是讓我們能說中文、認識中國字。」

李開明拿起桌上的清茶，啜了一口潤潤喉，「說白一點，當初我們仍然抱持希望，盼望著總有一天能夠打回故鄉去……」

查禁歲月，為傳承而教

回歸故鄉的心念、中華文化的傳承，難民村即使辦學艱辛，教育仍是最寄予厚望的大事。

這群孤軍及後裔居住泰國幾十年，堅持一村一校地推行中文教育，令泰國官方深感威脅。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泰國新年過後，政府嚴禁中文教育，不僅查封校地、沒收財產，還以泰文學校取而代之；中文書籍一經發現，立即沒收焚毀，並嚴禁臺灣的教科書入關。

中文教育的禁止，對村民的打擊很大，卻也更顯堅強，各村皆以不同方式繼續教學。

〔圖說〕回賀村裏，泰文小學師生開啟一天的學習（上圖）。泰北各村普遍設有泰文學校，但是華人子弟仍利用課餘至村民自辦的中文學校學習。經各方資源挹注，中文學校設備提升，如帕黨村培英中小學（下圖），不僅教室陳設完善，教材也與臺灣同步，簡陋校園和書本不足的情形已成為歷史。

我們來到海拔一千多公尺的清萊府回賀村，拜訪當年查封時期在此任教的老師李德俊，他拿出一本《聖經》，直說：「這就是我的方法！」

李德俊畢業於泰北回海聖經學院，有感於山區教育匱乏，當年他完成學業後，便自願來到偏遠的回賀村教小孩學中文。

「那時沒有中文課本，我就以《聖經》充當，沒想到之後反而成為最佳的障眼法。」有幾次，泰國教育官員闖進教室，強制要求李德俊離開，不准傳授中文，只見李德俊氣定神閒，拿出《聖經》回答：「我正在傳教！」

位於帕黨村的培英中學，每當官方來檢查時，便將學生帶入村內的老兵安養中心，說這些孩子都是老人家的孫子，只是來探望爺爺們而已。

躲避檢查的方法各不相同，最常見的作法，大概就如顏協清所屬的光復中學——將學生與老師分散在不同的民宅中教學；更甚者，就是躲在觀音廟、山神廟等上課。

「各村配合政策，讓孩子到泰文學校念書，但是清晨跟晚上，就利用補習的方式讓孩子學中文。」顏協清回憶八五年起這段長達六年禁止中文教育期間：「老師們各自選擇授課的地點與時間，總是要到月底領薪水時，大家才會碰上一面。」

顏協清十六歲小學畢業後，就回到學校擔任教職，至今已近四十年，那段被查禁的歲月最教他刻骨銘心，「即使在瓜棚下也要教下去，中華傳承不能斷。當時我們一窮二白又沒尊嚴，如果連根都失去，真的會喪失活下去的信念。」

解禁中文，外援大量湧入

泰國禁止中文教育後，村民們除了暗地裏繼續教授、學習，也爭取中文教育的復興；直到一九九一年，泰國政府終於全面解禁中文。

「中文教育雖然解禁了，但是孩子窮、村民窮，老師更窮，教育品質令人憂慮。」慈濟志工梁安順談及當初，近百個華人村中，即使每一村都有自辦學校，但初中寥寥無幾，更別提高中了；孩子們就算有幸念到初中，畢業出社會後還是淪為低階的勞動人口。

慶幸的是，隨著柏楊《異域》一書的出版，泰北難民村的報導大量出現在華人世界。「當初，我從《國語日報》剪下一則則關於泰北的報導，明白孩子受教之難；來到此地後，開始思索我們能替孩子們做些什麼？」

和梁安順有相同想法的人並不少。來自港臺的支援不斷湧入，興建學校、設立獎助學金，甚至還有單位成立孤兒院。而慈濟基金會衡量評估後，決定於清邁興建學校。

在政府支持及當地居民慷慨出讓土地下，二○○二年，座落在清邁府芳縣的清邁慈濟學校開始動工，三年後小學部正式招生，不僅吸引當地泰籍學生就讀，也招收難民村的學齡兒童就學。二○○七年初中部招生，今年五月更啟用中學部教學大樓，軟硬體設備完善，是當地許多人心中第一學府。

雖然礙於法規限制，清邁慈濟學校無法以中泰雙語教學，但仍堅持一週排入五小時的中文課程。校內無論泰文或是中文教師，都必須在暑假期間回臺灣受訓，充分了解華文環境，也學習品德教育。

「慈濟清邁學校的品德教育一直為人讚歎。」今年四月才卸任的前芳縣市長躂尼‧甘蒙拉靸納（Thanit Kanolrattana）有著華人血統，他認為過往的歷史糾葛，讓華人小孩對外界多了一層警戒心，往往也因此成為校園中的頭痛角色。「但是慈濟學校的老師不僅僅是授課，許多孩子在這裏得到愛，心態改變不少。」

躂尼說：「雖然慈濟學校成立才短短七年，卻吸引全國各地多所學校前來參訪；教育部甚至舉辦活動，邀約各校校長與老師前來研習。可見慈濟學校的影響力已遍及整個泰國教育界。」

情勢翻轉，全球中文熱

泰北地區的中文教育，在各界愛心灌注與當地村民堅持下，穩穩向前踏步。

六年前，顏協清曾經參加一場泰國教育部舉辦的會議，討論議題即是華語課程的發展與展望。會後，他聽見隔壁桌一位校長說：「只要有老師肯來教中文，我們學校一個月的月薪可以給一萬五千元泰銖！今天不教中文，根本走不出去。」一萬五千泰銖，差不多是當時一般教職薪資的一點五倍。

〔圖說〕泰北山區毒品氾濫，七年前開始招生的清邁慈濟學校，除提供山間泰籍與華裔學童就學機會，更重視品德教育，成為泰國教育部人文教育示範學校。今年五月，中學部大樓完工啟用，為初中、高中學生提供更臻完備的學習環境。

顏協清聞言，內心有諸多感嘆與唏噓，「想當年，我們都是偷偷摸摸、毫無尊嚴地在學中文；一到公共場所，就像啞巴一樣，連一句華語都不敢說。」不過十幾二十年光景，誰能想像大環境的變化猶如鯉魚翻身，迴旋地又急又猛。

如今曼谷地區，精通中泰文的人通常能獲得豐厚的報酬，顏協清說，「只要會說中文，即使僅是高中畢業，也能獲得與大學生相當的起薪。」

「現在只要在車站看中文報紙，就會有人走過來問：『你是在哪裏學中文的？有沒有老師願意到我們這兒來教中文或是開分校？』」顏協清所在的光復中學，更時時接到曼谷地區打來的電話，希望能夠派幾位老師前去支援中文教學。

顏協清例舉學校的兩位老師為例——有一位老師每週一天下山教中文，一個月即能賺到五千元泰銖，還能額外領取兩千元車馬補助費；另一位主任兼任兩所學校的中文教職，一週不過三天課程，就能賺取一萬四千泰銖，再加上光復中學的正職薪資，累計就能領取兩萬多泰銖，「這在山上，可是一筆不得了的數目呢！」

九年前，顏協清看準了全球中文熱，利用每年四月長假開辦中文班課程，招收泰國各地的學生，一個月的課程收費八千，每次都能吸引上百名學生報名，甚至有人遠從普吉島而來。

「泰國教育部很支持我們這麼做，還頒發『教學技術特等獎』表揚。」顏協清放鬆地往椅背一靠，「誰能想到有今天呢？」

遍布在泰北山頭的這些中文學校，像光復中學這樣合法申請的不過四所，其餘雖不能以正規學校論之，僅能算是中文補習班罷了，但隨著中文興起，師生境遇已不可同日而語。

〔圖說〕父親是中國雲南富農地主的顏協清，因戰爭與鬥爭舉家逃到泰北，一切從零開始；四十年來，他投身泰北中文教育，期待讓新生代能在泰國土地上揚眉吐氣。

走出荒山，他鄉已是故鄉

中文優勢，受惠的不只是教師而已。

一天，我們經過茶房村，在當地雇車要前往滿嘎拉村，幫我們開車的司機今年二十四歲，是家住茶房村的青年賀生泰。

談起教育，賀生泰大呼當年真是太辛苦了，「早上五點半要去念中文，六點五十分回家吃早餐，又得趕去泰文學校；四點四十分放學，五點半又要去中文學校念到七點半……」賀生泰笑說：「大人們忙到連吃飯時間都沒有，我們是念書念到沒時間吃飯。」

問賀生泰可曾想放棄學中文？他搔搔頭不好意思地說：「當時覺得念了也沒用，泰文學校又不考中文，是曾這樣想過……」

「兩年前我到臺灣的工廠當翻譯，一個月薪資一萬七千元新臺幣，直接給現金；當大把鈔票捧在手上，我不敢相信自己才高中學歷，就能擁有那麼多。」最近賀生泰剛結束掉那份工作返回泰國，但在我們談話半個月後，他又要飛到臺灣做另一份薪水近三萬的工作。

〔圖說〕祭祀的傳統在泰國華人生活中繼續傳承著。家中的天地君親師牌位前，李開明持香禱念，懷念父親。如今經濟寬裕的他感嘆：「沒有第一代的努力，哪有我們第二代的成就？」

賀生泰拍了拍座車的方向盤，眼睛閃著驕傲，「這一臺車要八十六萬泰銖，雖然是分期付款買的，但臺灣工資讓我足以應付這一切。」

沿路上，他滔滔不絕說著夢想，「賺夠錢後，我想回來蓋民宿；蓋一間房子要十萬泰銖，我打算蓋十間，再拚個十年就差不多可以退休了。」

賀生泰是國軍後裔第三代，我問他，不想留在臺灣生活嗎？他堅決地搖搖頭：「這裏才是我的家。」

相對於顏協清、李開明這些第二代人，賀生泰出生不久就歸化泰籍，當時國際情勢大勢底定，返回中國故里已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因此他們這一代對中華文化的情感也相對淡薄。

初識賀生泰時，他要我們叫他阿華就好，這是爺爺給他取的小名；有趣的是，賀生泰這個名字也是爺爺替他起的，「顧名思義就是生長在泰國，可是爺爺希望我不要忘記自己是華人。」

但賀生泰真的有符合爺爺的期望嗎？「爺爺跟爸媽都會講以前在家鄉的事情，但是我生長在泰國，從小結交的大多是泰國朋友，我覺得自己是泰國人。」

〔圖說〕身為華裔後代，賀生泰在泰、華不同的教育文化交融下，擁有同輩所不及的語言優勢；開著新車，年僅二十四歲的他對未來充滿自信。

當年，老一輩為了延續中華文化，堅持中文教育，甚至還盼著哪一天能夠回到家鄉去；如今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學習中文早已不為民族情感，而是為了要立足社會，這個社會是自小出生成長的泰國。我想，這或許是祖輩們所不能預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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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第三代與第四代逐漸泰化，像顏協清這些第二代人難免心中有些疙瘩，但也明白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我們這一代就知道回不去了，他們這一輩只希望能脫離過往所受的苦，一步步往上爬；能過上好生活、有尊嚴地活著，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年輕時，顏協清在難民村普遍窮困階段，一天睡不到四小時勤奮工作。他永遠記得父親問他為何要如此拚命時，自己所回答的那兩句話：「我們在黑暗裏過太久，總要有天亮的一天。」

如今泰北難民村可已天亮？顏協清神情堅定：「以前我們苦，但不願意低下頭來；現在我們是抬頭挺胸地看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