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秀花

      八十六位來自全省各地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警察等法界人士，
      六月十四、十五日參與在靜思精舍舉辦的法務靜思生活營；
      日前，再度走訪了幾位學員，發現他們在獲得心靈沈澱的同時，
      在執法的路上，也時刻不忘對人性的尊重與關懷。


      阿龍因累犯竊盜案，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在獄中表現良好，服刑兩年
      後假釋出獄。

      重獲自由的阿龍，有心悔改，也謀得一份差事，怎知有次喝了酒，一
      時手癢起貪念，又破車窗而入偷東西，卻因醉酒在駕駛座上睡著了。
      車主回來見狀，立刻報警將他逮捕。

      案經檢察官起訴，送往地方法院審理，法官依竊盜未遂罪，判處他六
      個月有期徒刑；上訴高等法院時，庭長和兩位法官訊問：「你已經三
      十幾歲了，這樣進出監獄，值得嗎？」

      「法官大人，我因喝了酒，一時控制不住自己，才會再去偷東西。」

      「現在有工作嗎？」

      「有！而且我也有女朋友了，請法官大人們開恩。」

      此案連開三次庭，每次被告都坦承犯案，且黯然淚下。高院庭長和兩
      位法官評議時，思忖：「如果駁回他的上訴，維持原判六個月，真能
      達到教化的效果嗎？」又考量他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每回開庭女友皆
      仔細而深情地聽審，「既然他已有懺悔之心，又得此紅粉知己關心，
      只因一時衝動犯案，而被判處徒刑，不是太可惜了嗎？」

      況且，他若再被判刑六個月，就要撤銷假釋，兩罪俱罰，連帶先前未
      服滿的一年刑期也需補足，如此一來，想營造改過的環境都沒有了。
      如果判處拘役五十九天以下，罪輕就不必撤銷假釋，也可讓他有自新
      的機會。

      這是高等法院翁玉榮庭長所下的一例判決。

      在身為資深慈濟委員的母親薰陶下，「凡事多替別人想」這句話，從
      小便烙印在翁玉榮內心；在他二十七年的法官生涯中，也常以此作為
      判案的一項依循準則。
      
      「媽媽常說：『一個人即使沒有好的脾氣，也要有好的修養；因為脾
      氣是天生的，修養是後天的，壞脾氣可藉後天的修養改善。』」翁玉
      榮表示，這正如人的行為有了偏差、誤觸法網，須藉法律引導其向善
      。

      他認為，人做錯了事，只是行為不好，不能就此否定整個人。應把罪
      犯當病人看待，判罪就像是給他苦藥吃，是要幫助他趕快好起來，而
      不是要報復他；但量刑時須謹慎考量，過重會讓人覺得是酷吏，過輕
      則成縱容，達不到嚇阻的效果。

      「你好好地工作啊！解除苦悶的方法很多，為什麼要吃安非他命，傷
      己又犯罪呢？」開庭時，翁玉榮常以開導的口吻訊問，讓被告有受關
      心的感覺，再伺機教育他；此時往往可見被告低頭垂淚、面露懺悔，
      如此，可能還未判刑就已達到教化的功能了。

      因為在審案時，他總會站在被告的立場思考問題，又肯讓對方有充分
      陳述案情及自我辯解的機……以鮮少有被告因不服判決，而出現激
      烈的反應，只有一次例外……

      「太重了！太重了！你們亂判一通！」當被告在法庭上大吼大叫時，
      翁玉榮並未動怒，只是笑笑地說：「如果嫌太重了，歡迎上訴，而且
      要記得四天以內提出。」

      他覺得，被告也是病人，得的是心靈的病，「就像護士若能了解病人
      是因疼痛而叫，就不會責怪他；同樣地，被告會出現反彈，是因為害
      怕被關所致，法官當然也要理解。」

      
      就刑事訴訟而言，檢察官常是「告」與「被告」雙方接觸的第一道關
      卡，負有偵察、追溯犯罪的責任，常主動出擊、蒐羅證據；而法官則
      專職於審判工作，被告是否有罪，端看證據面夠不夠。
      
      「法官須慎重審判，有時也要朝被告有利的方向去思考，以免冤枉好
      人；但站在檢察官的立場，只要有可疑之處，就要主動追訴。」曾任
      法官、現任高檢署主任檢察官謝建秋如是說。

      謝建秋曾偵辦過一件遺產糾紛案，人在清朝年間就去世了，但當年並
      未辦理財產過戶手續，已歷經百年了，子孫仍為爭奪繼承權僵持不下
      。他表示，在執法的二十四年間，最感無奈的便是看到親兄弟為爭財
      產鬩牆，因為不管判決結果如何，總是會傷害彼此的感情。

      「檢察官在斷定是非之前，得經過仔細調查，待證據足夠，才予以起
      訴──某人是否犯罪？犯什麼罪？時間、地點、動機為何？以什麼方
      法犯案？是否有共犯？都得主動查明。」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孫進興表
      示，這樣才能避免有人蒙上不白之冤。

      但若承辦的案件為已發生的悲劇，如死亡車禍的相驗，此時調查真相
      、追訴責任，就現實面而言顯然為時已晚，也常讓孫進興有種緩不濟
      急的無力感。

      篤信佛教的孫進興指出，靠法律的制裁關個幾年，或許能讓罪犯暫時
      不作惡，卻難根除惡習；藉助宗教的力量，啟發罪犯的慈悲心，引導
      他向善，也許才是徹底防制犯罪的根本之道。

      法律，建立在公平的原則之上，在未接受審判、定罪之前，每位被告
      都保有基本人權，不容侵犯。
      
      古云：「罪疑惟輕。」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黃國忠認為，既然有所懷疑
      ，就該視為無罪。「我所抱持的原則是不冤枉無辜──即把被告當成
      嫌疑人，而非犯罪人，只有當一切證據確鑿後，才能置人以罪。」

      在少年法庭期間，他曾審理過一件ＫＴＶ縱火案，當時只確定一名少
      年涉及縱火有罪，其餘皆因證據不足無罪開釋，此時檢方有不同的意
      見，但他仍堅持：「應從證據面著手，既然有疑問就不能斷然下罪。
      」

      他表示，如果草率定罪，可能影響到孩子的人格成長，將來更有可能
      危害社會，甚至造成無法彌補的後果；再者，如此便宜行事的結果，
      只會讓人對司法產生更大的不信任。

      由於擔任過張老師，現任律師蔡玉玲在任職法官時特別注重聽訟。「
      我會耐心聽被告說話，因為那是他應有的權利。而且，只要其中有一
      句關鍵「，可能就對整個案情有所助益。」她將法官審案比擬為醫師
      看診：「一位有醫德的醫師，會仔細聆聽病人的陳述，查明病因後，
      才對症下藥；同樣地，一位有操守的法官，也應耐心聽訟，釐清案情
      後，才能做正確的判決。」

      「雖然法律賦予法官可以判人死刑的權力，但審判者是否有剝奪一個
      人生命的權力呢？」黃國忠在和議庭當陪審時，曾判決過死刑案，對
      他內心造重極大的衝擊：「雖然罪犯罪該如此，但置人於死總覺不忍
      ！」
      
      「第一次宣判罪犯死刑時，自己都嚇了一跳，手還在發抖呢！」翁玉
      榮說，初次判處一位連續殺人犯死刑時，對方非但未怪他，還顯得很
      鎮定。後來，他為另案到看守所探視這名死刑犯時，藉機跟他談佛法
      。

      對方先是說：「法官，如果我是你，也會做同樣的判決。」接著講：
      「我在黑社會打混多年，只是人家利用的一顆棋子，你是少數肯把我
      當人看待的！」

      這件案子使他感觸良深，也讓他在下「死刑」的判決前，總斟酌再三
      ：「畢竟這是攸關生死的事，不得不謹慎啊！」

      經常接觸命案現場的檢察官，對於死亡是否已司空見慣了呢？

      「人心是肉做的，怎麼可能麻木得無動於衷！」曾任檢察官、現任台
      北地院法官余來炎表示，雖然初次勘驗命案現場時，不是很坦然，但
      秉著為死者申冤的想法，很快地克服了恐懼感；隨著相驗次數增多，
      他已能以平常心看待生死問題，但不變的是，永遠對死者抱持著一分
      尊重。

      
      當社會中還未有成文法之前，人類生活的運轉，依循的是一種看不見
      的「規範」──可以是道德的制約，也可以是人情的壓力。

      隨著時代的演進，許多約定成俗的習慣，逐漸演化為家規與社會教條
      ，更進而被制訂成法條規章，成為維持公共秩序的一股力量。

      李宗德律師將法律界分為「基本面」與「技術面」。他認為，技術面
      的法條推理、分析，若無基本面的公平為基礎，可能會被誤用、濫用
      ，而造成不當的判決，甚至成為冤獄。因此每位執法者都應以「公平
      」為出發點，將法律的整體精神表現出來，進而為社會創造一個公平
      、合理的環境與互動關係。

      「法律是活的，必須適用於每個個案，結果都是公平的。」蔡玉玲強
      調，所謂公平，是理要直、心要慈，但不要得理不饒人。「解決問題
      要多點慈悲心，學著去原諒別人，當對方也考慮到你的立場時，雙方
      就比較容易取得平衡點。」
      
      長期投入婦女救援工作的王如玄律師，經常接觸如家庭暴力、受虐兒
      童、雛妓等社會問題，覺得法律僅能讓受害人暫免於被施暴的恐懼，
      至於他們內心所受的傷痛，則不是短期之內可以撫平的。雖然她的心
      情常為此起伏不定，但想想，身為一名律師，還是可以利用專長為社
      會盡點力量。

      或許，這也是許多法務人共同的使命吧！

      整理／黃秀花
      
      家母是資深慈濟委員，記得有次她到隔壁拜訪鄰居，鄰居小孩關門時
      不小心夾到她的手，一般人多會馬上喊痛、怪對方，但是她卻說：「
      對不起！是我手收得太慢！」我想，這種包容的心就是從慈濟學來的
      。

      這兩天的活動，讓我感受極深。例如，在做早課時，那種貼近內心的
      感覺，彷彿讓我和菩薩很接近；靜思精舍的莊嚴和法庭的威嚴很相似
      ，但它不是人為或外求的，而是內外合一的，像花一樣含苞待放，給
      人一種前所未有的心靈感受。

      這趟慈濟行，對我而言是個開始。我會繼承母親慈悲的精神，盡心辦
      案，才是對她最好的回報。

      ──翁玉榮•高等法院庭長
      
      我在桃園看守所服務時，因為有慈濟人常去關懷，啟發很多受刑人的
      愛心，記得當慈濟發起國際賑災募款時，曾有一百多位青少年犯合捐
      善款響應。

      兩年前我在宜蘭監獄創辦戒毒班時，宜蘭慈濟人常去做輔導和教化；
      當慈濟宜蘭聯絡處將成立時，很多正在服刑的吸毒者都去幫忙搬石頭
      、鋪馬路，而發現原來付出可以得到那麼多的快樂。所以，很多人出
      去後就沒再犯了。

      最近，我在桃園監獄針對已經假釋、正等待法院裁定保護管束的人，
      成立「靜思班」，也是靠桃園地區慈誠隊員和慈濟委員的輔導、關懷
      ，所以這些人也發心護持慈濟志業。

      因為有慈濟人以關懷的心，引導受刑人互愛，才能使他們有這樣的轉
      變。所以，我相信宗教的教化力量更甚於法律的制裁。

      ──陳福氣•桃園監獄祕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