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義診中心大廳，許多緬甸婦女帶著孩子等候看診。聯合國難民署與國際ＮＧＯ合作照顧難民，馬來西亞慈濟基金會也參與其中，自二○○五年投入關懷。

難民在異鄉最怕碰到病痛，
不敢貿然求診也付不起醫療費。
十年前，
慈濟雪隆分會與聯合國難民署簽訂
「難民援助計畫伙伴諒解備忘錄」，
從免費醫療服務起步，
讓難民家庭免於雪上加霜的困境。

腹痛突然來襲，讓伊利亞斯不得不停下除草工作；這個怪病已經困擾了他好久，他花了錢到政府醫院看診，每一回醫師總安排不同檢查，卻仍沒有診斷出是哪裏出了問題。

抱著抽痛的肚子，忍得連腰背也跟著痛起來，他卻只能繼續撐著；因為在緬甸的妻兒，還等著他存夠錢接出來團圓。他擦去冷汗，咬牙拿起除草刀具，繼續工作。

伊利亞斯的故鄉在緬甸若開邦，身為羅興亞族的他努力工作，卻往往拿不到工資，四個孩子吃不飽、穿不暖，大兒子更在八歲的時候，染上皮膚疾病往生。比起繼續留在家鄉面對不公平的待遇、茫茫的未來，他更希望找到出路……

偷渡，生死交關

伊利亞斯聽聞在馬來西亞有賺錢的機會，他心動了，將妻兒託給親戚照顧，在二○○五年離開緬甸，那年他二十三歲。透過人蛇集團的安排，避開可能的查緝，一路迂迴波折，一行七人或步行、或搭車，經由緬甸到印度再到中國、泰國轉而抵達馬來西亞。

然而，沒有專業技術也不會英文的他只能從事勞力工作，豔陽下替人除草或打掃，賺得微薄的薪資，除去生活必須，每一分毫都存下來，每年與家人通上一次電話，期待著相聚的那一刻。

不過，伊利亞斯在馬來西亞的第六年開始生病，腹痛糾纏著他，讓他常常不能外出工作，收入變少讓他憂愁，擔心能不能活到把妻兒接過來；二○一三年七月，他將八年積蓄馬幣七千元（約新臺幣七萬元），加上跟朋友借貸，合計馬幣一萬四千元（約新臺幣十四萬元）交給人蛇集團，由他們安排妻兒偷渡來馬來西亞。

同樣蜿蜒的路線，沿途吃不好、睡不好，三女兒不幸染上了疾病，高燒不退又沒有辦法看病，在抵達馬來西亞之前就失去了生命。

二○一四年九月，伊利亞斯確診為盲腸疾病，開刀切除盲腸；原以為術後可以恢復正常生活，卻又因感染而住進醫院，切除大面積的皮膚與肌肉。

「傷口很大一片，醫生叫我每天都要清洗。」出院後，伊利亞斯每天到租屋處附近的診所洗傷口，一次馬幣七元的診療費，成為他在暫停工作養病的這段日子極大的經濟負擔，但若放任傷口惡化，他很有可能就會因傷口感染失去生命，妻兒也將頓失依靠……

慈濟長期在吉隆坡士拉央為難民義診，每月第三個週日舉辦，慈濟人醫會伍寶燕醫師（左二）仔細地聽診。（攝影／羅秀蓮）

病痛，求助無門

伊利亞斯一家人就像是緬甸難民在馬來西亞生存的小小縮影，在異鄉沒有身分，原本就拮据的生活，萬一遇上病痛，將是貧病無窮循環的開始。

二○○四年年底，聯合國難民署邀請國際ＮＧＯ組織開會，提到滯留在馬來西亞的難民人數已經超越馬國第三大族群印度人；這群難民成了馬來西亞主要的勞力人口，卻被社會忽視，低廉的薪資勉強維持生計，居住環境窘迫，普遍營養不良，雖然生活在事事便利的都市，生病了卻求助無門。

在扣留營的難民，四、五十人同居一室，只要有一人生病，很容易就感染全室，他們也不被允許自由行動外出看診。馬來西亞慈濟志工了解到他們的醫療需求，二○○五年起進入森美蘭州冷京扣留營、雪蘭莪州士毛月扣留營、武吉加里爾扣留營，與營方合作，每月固定義診，有時並準備食物，為難民補充營養。

二○○六年，慈濟志工將關懷觸角延伸到居住在都市底層的難民。在吉隆坡燕美路周圍，打工機會多，難民聚居於此，分租低廉住宅；慈濟志工租借場地，以屏風區隔出簡單的就診空間，包含內科、外科、牙科、藥局等一應俱全，雖然簡單，卻不馬虎，並由聯合國難民署協助，請來能夠以馬來文溝通的難民擔任翻譯。

醫護人員的專業診療與志工的溫言膚慰，很快地獲得難民信任，口耳相傳之下，連北馬檳城、南馬柔佛等地的難民，在義診前一晚搭車來到吉隆坡，暫宿朋友家或難民組織一夜，隔天一早排隊候診。慈濟醫療獲得肯定，二○○七年與聯合國難民署正式合作，由聯合國撥款、慈濟執行的方式，投入馬來西亞難民的醫療服務。

透過種種協調，位於吉隆坡半山芭普渡路（Jalan Pudu）的慈濟義診中心，二○一○年三月終於能合法開放難民看診，才中止燕美路的定點義診。義診中心周圍社區有許多難民聚居，住在燕美路的難民步行即可抵達；加上不遠處有捷運，也位於公車經過的主要道路，交通便利，讓難民能在更舒適、更完善的醫療環境中看病。

在慈濟義診中心，來自緬甸的醫師正替病患拔牙，緬籍醫療助理艾麗絲幫忙醫師準備器械，並以緬甸話安撫病人。

陪伴，就像家人

而為了解決病患與醫師之間的語言問題，慈濟志工透過難民組織、聯合國難民署介紹，找來一群醫護助理協助翻譯，更在駐診醫師符之良安排下，學習基礎護理課程，成為醫師看診時的助手。

艾麗絲（Alice）是其中一位醫療助理，每天早上她提早抵達義診中心，協助整理診間，安撫患者排隊候診。艾麗絲也是緬甸難民，四十四歲的她與母親、弟弟一起離開家鄉，來馬來西亞已有五年。她的弟弟因為工作跌斷腳，在義診中心接受手術，術後行動不便，鬱鬱寡歡，慈濟志工頻頻給予鼓勵關懷，讓他慢慢能接受現況。艾麗絲說，在義診中心服務後，遇到問題她有對象可以商量，「我覺得過得比以前安穩。」

常駐在義診中心的慈濟志工李曼影說：「他們來到異鄉，都有不一樣的原因，但都面對一樣的困境，所以我希望能給他們家的感覺。」她時常在義診中心休診後，邀請義診中心的緬籍醫療助理聚餐，關心他們的生活，聯絡彼此感情。

「之前有幾位在這邊工作的醫療助理，被安置到其他國家後，都還有聯絡。」李曼影說，也許我們幫不了每一位難民，但照顧好身邊的這幾位，讓他們能站起來，也才能去幫助更多同鄉。

吉隆坡慈濟義診中心位於普渡路上一棟五樓建築的四樓及五樓，週日上午八點開診；許多病患希望及早獲得治療，一早就來排隊，或站或蹲地在騎樓下，等待醫療助理分發號碼牌。

健康，才是本錢

二○一四年十月，伊利亞斯已經無法支付洗傷口的診療費，透過診所人員的介紹，來到慈濟義診中心。符之良醫師看到一大片傷口張牙舞爪盤踞在他的腹部，趕緊找來另一位慈濟人醫會醫師會診。

確定傷口無法透過縫合來醫治，只能讓它自行癒合，符醫師於是將手術留下的縫線拆除，叮嚀伊利亞斯記得要天天來洗傷口，以確保不會受到感染；伊利亞斯卻面露難色，志工察覺到了，於是主動問他：「有什麼不方便嗎？」伊利亞斯說，他已經有一陣子無法工作，生活費早已用罄，每個月房租馬幣六百元（約新臺幣六千元），積欠了兩個月沒有付，能不能繼續住下去都是問題……慈濟志工於是與伊利亞斯約定到家裏拜訪。

吉隆坡郊區班丹英達（Pandan Indah）住宅區，街邊的大樹遮去豔陽，沁涼而寧靜，唯獨有棟大樓看起來破敗異常，才進到大門，垃圾的腐臭味道就撲鼻而來，牆面污漬斑斑，廢棄的電梯彷彿生鏽的巨獸，令人恐懼。

這棟大樓因業者資金不足而施工停滯，荒廢十多年，不知從何時開始，緬甸難民悄悄入住，各自占據一戶為家，有的甚至分租給同鄉；一般人厭惡躲避的地方，成了難民在異鄉的家園。

慈濟志工走上二樓，伊利亞斯一家人已經在家裏等待，小兒子莫菲（Mufizur Rahman）來到門前，大眼睛在鐵門的後頭，端詳著是誰來了，並回頭探問爸爸是否開門，得到肯定的答案，小手伸出鐵欄杆，拉起沈重的鎖頭，打開門鎖，讓志工進門。

映入眼簾，四周牆面髒污，空洞的屋舍沒有什麼家具，一座破損的沙發緊靠牆邊，飄蕩的布簾後方是廚房，整間住房彷若空殼。看到原本深懷希望的伊利亞斯，被疾病磨去了意志，妻子夏珍（Shajan Begum）也滿面愁容。慈濟志工想，一定得先讓男主人健康起來，於是貼補伊利亞斯每天就醫的車資，及這個家約莫一個月的生活開銷。

伊利亞斯天天到慈濟義診中心報到，一個月後，傷口慢慢地收合，已不見當初的血肉模糊，雖留下難看的疤，但伊利亞斯已經可以再度工作。二○一五年三月再來訪，妻子的眉頭鬆開了，二兒子亞錫士跟著鄰居開始學起英文，莫菲也在難民學校上課了；雖然仍是家徒四壁，然而終於漸漸有「家」的模樣。

守護，每個明天

慈濟義診中心週日早上的牙科，僅開放給難民看診，晨間經常看到普渡路上、義診中心樓下排著長長的人龍。

這個早晨，排在第一位的父親與兩個女兒正靠著牆面休息，十七歲的大女兒笑笑地說：「我妹妹身體不舒服，為了早點看診，我們五點出門，轉了兩班車，六點十分左右就到了。」而排在他們後面的一位年輕媽媽，懷中的女兒正因為牙疼、發燒而不安扭動著，媽媽一邊安撫她，一邊探頭看，希望義診中心可以快快開門；不遠處，牽著一對兒女的媽媽也緩步走來，家就住在附近的他們，因為小女兒牙痛，趕緊來掛號。

今天，普渡路上的車流依舊穿梭，老舊矮房的後方掛著華美設計圖的大廈正在施工，蔚藍的天空下，城市正一步一步改變，在新舊的夾縫之間生存的難民，過去沒有餘力照顧健康，而今在吉隆坡慈濟義診中心的守護下，他們可以找到健康，進而擁有改變命運的力量。

★問診，問心                 
口述‧符之良   撰文‧邱如蓮

難民沒辦法正常工作、安心讀書，

如果是我，我能過得下去嗎？
我不敢想，也沒有答案。

我在臺灣學醫時認識慈濟，還參加慈青社；回到馬來西亞後，在政府醫院的忙碌工作，讓我忘記慈濟。直到我要轉往私人醫院工作之際，在靜思書軒重新與慈濟接上線，慈濟志工李曼影知道我是醫師，就問我是否可以到義診中心幫忙。

我在二○一三年初來到義診中心，不久就發現常有慢性疾病的病患忘了回診的時間。因為捨不得這些病患，於是我開始建立制度，現在他們在離開診間前，就會預約好下一次的看診時間；有了良好的病況追蹤，身體也會愈來愈健康。

此外，義診中心沒有固定的醫師駐診，而是由慈濟人醫會醫師排班；我從答應一週支援一天，漸漸地變成兩天，再變成三天，現在是一週四天；在私人醫院那邊的工作反而像是打工。

我曾想過，我若像難民一樣沒有身分，沒辦法正常工作、安心讀書，我會是怎麼樣？我能繼續過得下去嗎？我不敢想，也沒有答案。在這裏兩年多，常常覺得不是我給病患多少，而是病患教育了我。

記得有次一位年輕人帶著兩位老人家來看診，我發現他們病情嚴重，於是開了轉診單，請她帶他們到政府醫院檢查、看診。一、兩個星期後，這位年輕人又帶了另外兩位病患來看診，一樣是嚴重的疾病，我又開了轉診單給她，沒想到她哭了起來。

原來，這些病患都不是她的親人，而是在馬來西亞結識的，可能是在路邊，可能是在市場，她看到緬甸同鄉們身體虛弱、沒有地方住，就將他們接回家照顧；她有五、六位家人，卻收留了近二十位同鄉，只靠著先生每個月馬幣九百元的薪資生活。難民到政府醫院是需要付費的，所以當她看到轉診單，忍不住就哭了。

當我知道她的故事，我一直自問如果是我能不能做到這樣？我有沒有可能在路邊看到同鄉就收留他們？沒有答案。

此後，每當我覺得煩、覺得累，我就想起這個故事，告訴自己，他們都能做得到有一口飯就一起飽，而我怎麼做不到？也許我多幫助一位病患找回健康，也就多幫助了一個家庭得以在異地他鄉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