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慈濟月刊第640期
202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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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志業首頁 / 慈濟月刊 / 第640期
  同理心的軌跡
撰文‧王俊富(自由作家)

慈善場域裏,包納著複雜的人性與現實。
如果不懂貧苦、無法同理,扶貧救災就會淪為物質形式。
受災之際,恐慌是必然,但若處理不慎,將會更為激發人性的醜惡面。
這也是法師一再教育志工群體,
必須站在貧、病、受災者的立場去「換位思考」的觀念。

「我一直覺得臺灣很美。」「我從一個只懂得顧家、顧店的少婦,變成何處有災難就往何處去的歐巴桑志工,這好像只是一彈指之間的事。」

這是資深慈濟志工羅美珠真誠而感性的一段話。過去數十年來,慈濟大型國際救災行動,常能看到她的身影。的確,三十七年的光陰,讓羅美珠變成親切的鄰家阿桑;頭髮雖然斑白、時光也在臉上刻下印痕,但言談間除了溫暖,還有透澈人生的幽默。最有趣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二○一三年菲律賓海燕風災後,羅美珠邀請受災居民用餐時那口阿桑菜英文的「come、come、eat」以及「good、good」吧!

不管到哪裏,慈濟志工似乎都有一種與各國貧、病、災民相處的本能。很快,就能讓關係從陌生猜疑進步到擁抱互信。這答案,或許得回歸到慈濟超過半世紀的志工訪視經驗與內涵。

與羅美珠深談,希望探索這個內涵從何而來。

原來這就是「發願」

回想早年,羅美珠說,慈濟志工發展出來的人際互動是從小型茶會開始的。左鄰右舍「相揪」來喝茶,可以聊家庭、聊慈濟、聊訪貧,感情很融洽。那種和氣溫暖的情境與感人故事,警惕羅美珠要時時縮小自己、要懂謙卑、要真正了解社會的需求。

出生於一九五一年的羅美珠話說從頭。她清晰記得,臺灣在電視機出現之前,可算是個生活清苦、但人心卻很純樸的年代。一九八三年,她成為慈濟委員後,參加過許多海內外的賑災與急難救助行動;花的,當然都是自己的錢。回想吸引自己加入慈濟的緣由,羅美珠說:「慈濟讓我們這些家庭主婦的生命非常有價值、非常豐富。過去,每天柴米油鹽醬醋茶。要麼就是罵?、罵子,不然就是相招去玩;這次玩完,下次再換個地方。欲念無窮,卻未必開心。」

進入慈濟後,跑的地方更多。但因為動機是「利他」,反而覺得心底踏實。

對羅美珠來說,助人是一個高遠的理想。在她加入慈濟的年代,社會相形單純;到了八○、九○年代,臺灣錢淹腳目、全民前仆後繼瘋狂追金,證嚴法師以「缺愛症」形容變質的民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臺灣經濟受到打擊,證嚴法師提倡「清平致福」。臺灣的社會脈動,跟著全球走;但人心,或許也跟著走、甚至走歪。

羅美珠的閒聊中,其實藏著豐富的庶民歷史脈絡。她說,過往市井小民一聽到助人濟貧,往往二話不說就往口袋掏錢、情義相挺。「可能是戰後大多數人都苦過、知道苦的滋味吧。我們這一輩,有很多人都默默自我期許── 只要有一碗飯,絕對願意分給別人吃;如果有能力,也要幫忙別人。」羅美珠笑說:「那時不懂這樣叫做『發願』。」

年輕時,羅美珠跟著先生經營一家小商店。有次,一位慈濟志工上門光顧,提起:「花蓮有位師父很慈悲,都在救濟艱苦人。」羅美珠沒問太多,就答應每月捐出三百元當作功德款。那個年代,慈濟或許還沒有這麼多好人好事可以分享,所有的慈善理念,全靠人際傳播以及民間的厚道信賴去推動;沒想到,一個簡短的介紹就讓羅美珠踏進慈濟世界,成為全職志工至今。

「以前的人比較惜情吧!」羅美珠說。

她認為舊時代裏,生活大小事都得靠人力,洗衣服得用手搓、想吃飯得自己生火熱灶,因為體認到「生活的艱辛」,人們都能深刻了解每口飯來之不易,也更為樂於助人。那樣的環境,容易培養出吃苦耐勞、不厭其煩的精神。羅美珠也直言,現在年輕一輩,想法多多少少已經不同了。

羅美珠(右一)二○一三年參與菲律賓海燕風災救援,跨越語言隔閡邀請受災居民用餐。(攝影/黃筱哲)

少年ㄟ,甘有卡勇?

二○一五年八月,中颱蘇迪勒侵襲臺灣,位處山區的烏來被暴雨泥流沖刷而過,整條商區老街幾乎全部淪陷在黃土之中。這一年,慈濟遭到輿論攻擊,願意響應清掃災區的人數不如過去熱絡;不過老一輩志工沒有退縮,他們穿上雨鞋、扛了工具就進山去;雙腳踩在深深泥濘中,揮汗協助居民清淤。

當時,證嚴法師一度擔心年歲較大的志工們是否能夠負擔重活。不過羅美珠笑說:「少年ㄟ去,啊也不一定卡勇啊。」對她來說,災民如家人,壓根不覺得出力該有年紀之分。或許是成長背景養成的性格,造就了第一代「婆婆媽媽型」慈濟志工的腳踏實地與勇於承擔。這種「婆婆媽媽」也堪稱相當草根、並能拉近距離、深切同理的慈善根基。

對羅美珠來說,她深信──「有願就有力」。

時空回到二○一三年底。被超級颱風「海燕」重創的菲律賓獨魯萬(Tacloban)市,在多梯次慈濟志工的協助與激勵之下,開始重建。不過,毀滅後想要新生無法光靠樂觀,如果沒有方法、沒有步驟,幾乎不可能。

災後,海陸空運全部中斷。一週內,慈濟志工在菲國軍方保護下深入獨魯萬勘災,目光所及,屋舍幾乎全毀,椰子樹被連根拔起、連大教堂也嚴重受創。罹難人數之多,多到屍袋不夠用。某些大體被草草掩蓋,浮腫的四肢、難辨的臉孔,讓人不忍卒睹;惡臭與絕望,瀰漫著整個死城。當時的慈濟菲律賓分會執行長李偉嵩說:「軍隊警告我們不能下車,因為隨時有可能遇搶。」

救災之心殷切,李偉嵩等人想儘早啟動「以工代賑」方案,以加速重建進度。大家著急,希望無政府狀態儘早結束、回復平靜。不過治安狀況實在太糟,志工們只得暫時撤回,等待局勢稍稍穩定,又再進入災區,迅速成立熱食站。

賑災團隊,來自新北的羅美珠參與其中。場面混亂之際,未必有足夠的翻譯可供調度;語言隔閡顯然是問題,但也不是問題,因為對羅美珠來說,自有一套與老小「交陪」(建立情感)的方法跟語言。她說,當時只想到扯開喉嚨大喊:「Tzu Chi, Lunch」、「Tzu Chi, Dinner」。在災後的貧民區附近,這嘹亮的聲音充滿著跨文化的媽媽感,一聽,就會感動。

羅美珠回憶:「就是請當地人幫忙,叫他們多找一點人來吃。我不會說他們的話,就胡亂講:『eat, please call everyone come Tzu Chi eat……』我遇到一位單親媽媽帶著孩子來吃飯,五年後重返災區,與孩子再次相遇,他告訴我,媽媽已經去中東幫傭了。我抱著他,兩個人哭了好久。最後透過翻譯才知道,這孩子永遠記得災後餓了三天沒東西吃,我到他家訪視送食物、又讓媽媽到救災中心幫忙洗衣,以工作換取代賑金這些往事。」

感同身受,給受災者依靠。除了細膩同理貧苦家庭的需求,這股撫慰心靈的力量,就是訪視的核心精神。

救濟不應是消極行動

羅美珠懷念舊時代百姓心念單純、樂於互助的社會氛圍,其實不無道理。因為二戰後的臺灣,正處於農業社會往工業社會邁進的轉型期,也是本土慈善的萌芽期。

傳統的農業社會,家庭不只是血緣關係的凝聚,也算是一種經濟生產單位。每個人生命中必然經歷的生老病死、隨時可能遭遇的各種風險,多由家庭與宗族共同解決,甚或,整個村莊鄰里都會一起幫忙。

不過,雖然農業社會裏家庭互助結構相對穩定,但遇到天災人禍、農糧歉收時,依舊需要政府平時儲備糧食,以因應天災人禍的急難需求。

希臘羅馬時代的歐洲,同樣也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遇到天災糧荒,政府就會提供儲備橄欖油或是替代糧食解決突發風險;對於貧困者的救濟,則由教會系統扮演著關鍵角色。

慈善機構與官方濟貧的制度,隨著城邦與國家制度出現後才慢慢建立。傳統社會保障的基礎,來自「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的觀念。不過,隨著社會演進,生活風險也跟著提高;個體即便可以養活自己,但災難困境出現時,依舊需要協助。於是,單向施惠的民間團體出現了,從家庭部族互助、慈善事業出現,再到官方濟貧的制度化,描繪出人類社會互助的演進軸線。

過去的西方世界,大量依賴教會系統解決貧窮人口的救濟需求;但面對社會的劇烈變動,終究需要國家力量的介入。

一六○一年,英國制定了《伊莉莎白濟貧法》(The Elizabeth Poor Law),確立了國家必須承擔「最後救濟責任」的原則。這部世界最早的社會保障法,初步建立了濟貧的行政制度與工作方法。在五百年前,的確成為各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參考基礎。

十八世紀中葉,工業革命的巨輪加速農村人口外移,家庭規模逐漸小型化,讓傳統大家庭的保護傘失去功能。再者,經濟市場化「競爭與週期性」的特點,使得勞動者極有可能在離鄉背井謀生的狀態下,必須獨自承擔醫療、生育、工傷事故甚或失業等壓力。當生活難以為繼之時,幾無求助之門。

一直到一八三四年,英國新《濟貧法》出現,正式確立了現代社會的保障制度。新《濟貧法》突破單向施惠的框架,認定人們陷入困境是特定的經濟社會造成,不完全是個人因素。這部法律中強調,「需要社會救助」是公民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此外,救濟不應是消極行動,而是更為積極的福利措施。

中度颱風蘇迪勒二○一五年八月七日侵襲臺灣,重創新店區廣興、龜山里及烏來區,超過五千人次慈濟志工進入協助受災戶清理家園。(攝影/王賢煌)

宗教深化行善的深度

與西方相比,華人文化中的樂善好施、急公好義皆屬傳統美德。

在古代,豪門大戶通常都有濟弱扶貧與造橋鋪路的氣度,這種慈善觀,繼承了儒家的「仁愛」精神。東漢以後,佛教傳入中國,「布施」觀念與儒家的「仁愛」理想結合,漢唐寺院著重濟貧、賑災、醫療等行為;到了宋代,則以「養老扶幼」等項目最為突出;元朝時,出現官辦醫療機構「惠民局」,醫療救助機制的出現,解決了貧民沒錢看病的困境;明清時代,民間社會開始以社區為中心推動慈善,而大宗族也集中資源,對家族貧困者施以救濟。

《禮記.禮運.大同篇》中「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不管從政治、宗教或是慈善的角度,都是一個完美烏托邦的理想境界。當代社會,政府照顧不到的由民間組織承擔,政、商以外的第三部門(Third Party)成為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但這股力量如何經營?核心精神是什麼?將會決定其影響力與安定力。

二十一世紀,與過去更為不同的天災人禍與社會風險,也逐漸超乎想像。差異最大的是,舊社會「里仁為美」的氛圍似乎已被稀釋無幾。

過去半世紀,臺灣從二戰後的頹圮站起,它同樣面對了因為產業結構而改變的社會轉型。本土化的慈善方向雖然與西方教會濟貧、醫療與教育相仿,但不可否認的是,慈濟基金會在新興宗教慈善團體中,確實有其特出之處。佛陀思想的精髓、人間佛教的信念,以及因時、因地、因人產生的不同濟貧模式,讓行善的深度發揮到極致。但不變的慈善核心,或許就是深刻的同理心。

有「溫度」的賑災模式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午後二點二十八分,中國大陸發生汶川大地震。根據官方數字,共有六萬九千人罹難、近三十萬人受傷、五百萬人失去家園,重災區總面積超過臺灣三倍。

強大的震波穿越海峽底部,連臺灣都能感受得到;電視新聞裏,不斷傳來讓人揪心落淚的殘酷畫面。半毀的建築物下,還壓著等待救援、但呼聲漸弱的受難者。許多學校倒塌、學生罹難,讓家屬情緒失控。而災後陸續挖掘出來的無數大體,最終只能就地集體掩埋。

慈濟基金會累積多年救災經驗、倉儲物流系統健全,快速備妥毛毯、生活包等六十公噸物資運往四川馳援。災後第三天,通往什邡市紅白鎮的道路搶通,十六位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及福建的志工,在五月十五日傍晚進入重災區勘災。

地震不只改變了地貌、也摧毀了家園。居民倉皇逃難,家當全沒了,能夠站在廢墟旁呼吸是幸運,但活著,才是艱鉅考驗的開始。

志工回報災情後,證嚴法師表示,希望借鏡臺灣九二一強震的賑災模式,在災區設立服務站供應熱食,接著,派遣醫療團駐診,志工則開始訪視受災戶,評估後續援助的方向。

供應熱食,一直是慈濟希望受災居民直接感受到「溫度」的賑災模式。但震後不久,光想找齊食材就是極大的挑戰;除了從四川其他縣市採買調配,臺資企業也紛紛投入支援。十餘年前,慈濟在中國大陸的志工人數遠不及現在;因此,花蓮本會也派出經驗豐富的資深志工前往幫忙。

不料,前所未見的狀況發生。服務站成立一週後,地方官員突然不建議再煮熱食給災民了,因為,深怕造成災區居民依賴的風氣。另一個情境,也讓志工陷入內心交戰;慈濟賑災不忘落實環保,熱食站提供環保餐盒之際,也呼籲民眾盡量重複使用;但總有人取餐時,還是拿走全新餐盒。部分志工疑惑,究竟該不該給?

這些疑問與矛盾,或許必須再度回到慈善核心思考,方能找到答案。

訊息混亂之際,法師為求精準決策,每天早晨都與賑災團視訊會議,賑災團領隊也不定時透過電話回報進度與變數。針對是否應該繼續供應熱食,以及居民是否浪費環保餐盒兩個提問,法師堅持繼續供應熱食一段時間;原因,再次來自深刻的同理心。

法師認為,五月地震後,差不多是當地農民準備開始種莊稼的時節,其他行業的人也得為生計打拚。房子垮了、家人走了,等待重建的時候提供熱食,是為了讓人們專心重整、再站起來。環保碗筷雖然不便宜,但在法師的同理心中,連家都沒了、鍋碗瓢盆深陷瓦礫堆中,如果用得上,多拿個碗又何妨?災難現前,沒必要苛責這是「人性的慳貪」。法師幾段懇切解釋,慢慢化解了雜音。

慈善場域裏,包納著複雜的人性與現實。如果不懂貧苦、無法同理,扶貧救災就會淪為物質形式。受災之際,爭奪資源的恐慌是必然,但若處理不慎,將會更為激發人性的醜惡面。這也是法師一再教育志工群體必須站在貧、病、災民的立場去「換位思考」的觀念。

助人必須謙卑且細膩

濟貧救災,是慈善精神的彰顯,也是宗教教義的體現。以宗教為基礎的慈善,其道德標準遠高於傳統的開倉賑濟與施棺施藥。因此,慈善不能成為一種「權力」或「姿態」,若是,將徹底傷害施受者之間的信任關係。

身為一個全球化佛教慈善基金會的領導者,法師不斷思考著慈善的真諦。

一九九○年代,法師將濟助的「照顧戶」稱為「感恩戶」。有種說法是,這代表感恩貧苦群體讓志工有機會幫助他人。不過更深層的哲學觀,可能來自法師對於佛陀精神的徹悟。他不願助人為善淪為表淺的「求功德」,而是希望志工們學習謙卑,將心念灌注在細節裏。

如果從社會福利回歸「慈善」的本質,除了慈悲、同理心等代名詞之外,有更多來自細膩的體會與經驗的累積。法師不只一次提醒志工:「張開眼睛,一切都要從小開始。」

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立之初的濟助個案,法師大多親自訪視。他在回顧歷史時,多次提到一個以悲劇收場的故事。當年的案主,是罹患青光眼、育有五個孩子的盧女士,其夫是個收入微薄的撿字工人。為了貼補家用,盧女士必須到處賣菜;但她自從失明後無法工作、失去理家的能力。

初訪時,法師一踏進盧女士家就看見兩隻老鼠在床上亂竄,儘管濟助資金不充裕,但他毅然決定將盧女士送到醫院動手術;那個年代,青光眼的治療效果有限,不過法師還是期待著一線生機。五千多元的費用,由慈濟功德會募款後全數負擔。術後,原本預期盧女士狀況好轉,暫時停止補助;不料幾個月後噩耗傳來,她因一餐煮完兩顆高麗菜受到先生責罵,竟以自殺結束人生。

悲劇沒有對錯,卻成為法師心中最深的遺憾,他想,濟助工作是否有更為縝密的作法,可維繫更長期的關係。從此,出現了每三個月「個案複查」的制度。

所謂同理心的軌跡,除了傳統觀念的演進,更包含經驗、制度與可複製的慈善模式,如此才能發揮真正的社會功能。法師與志工透過田野觀察、宗教思考與經驗實證的濟貧模式,慢慢自臺灣往海外分支會複製而去。

二○一五年一架復興航空班機墜機基隆河,搜救人員連日於酷寒中潛水搜尋失蹤者,慈濟志工陪伴家屬等候。(攝影/蕭耀華)

只因為愛、因為不捨

二○一五年二月,一架復興航空班機墜機基隆河;慈濟志工很快到位,設立服務站支援救災人員與失蹤者家屬;寒風料峭,潛水人員上岸後全都抖個不停。羅美珠說,當時搜救的人多,供暖的火箭爐不夠,她乾脆直接衝去買了好幾個「金紙爐」應急。為了溼透的救難人員上岸可以馬上接到暖暖包,志工們還事先搓熱、放了一堆在口袋備用。羅美珠眼泛著淚光說:「只有媽媽才會這樣,婆婆媽媽才有這些韌性;因為愛、因為不捨。」但嚴格說來,眼前的每個面孔其實都只是陌生人。

同樣發生在二○一五年的八仙樂園塵爆事件,羅美珠也是第一批趕赴現場幫忙的志工。她如此描繪當時的情境:「不曾遇過這樣,年輕人躺成一片、都躺在救生圈上;有些不太能講話、有些在哀號。我們盡力趕快灌水、生理食鹽水,要他們堅持。救護車一臺載一個,但現場還有四、五百個傷者,很多人被燒到整個皮脫落,一被撞到就吱吱叫,我們圍著孩子保護他們,叫師兄趕快開車來幫忙載。我生平第一次這麼喘、這麼緊張,因為真的很不捨。」

當時,慈濟形象受到謠言與輿論風波打擊,志工善於照顧與安慰家屬的美意,有時被拒於千里之外。羅美珠說,即便資深如她,都委屈到回家大哭。大家也沒領薪水,為何還要做得這麼難過?但擦乾眼淚後,志工們依舊願意花上好幾個月時間陪伴能夠協助的個案。

羅美珠說:「我們把木耳燉到很稠,讓它有膠質,還拿藥給他們擦,就當自己的孩子一樣膚慰。家長面對孩子下半生的無常,那種苦,沒人有辦法體會的。但我們的師姊就願意留在那裏,聽家屬傾訴。」

此時,浮現法師說過的一句話:「縱使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我們仍須努力。」

「將心比心」的情意

曾有資深慈濟志工分享過,訪視三部曲──「傾聽、專注與同理心」。人與人之間很難套用公式。而慈濟志工的訪視內涵,與一般社工受過的訓練不盡相同。

資深志工吳碧桃的訪視經驗超過三十年,看盡人間無常與悲歡離合。如何同理受難者家屬,她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一九九八年,華航大園空難,全機無人生還。當遺骸屍塊陸續送到殯儀館之際,吳碧桃看到一位穿著體面、氣質出眾的太太。這位太太手持念珠、喃喃自語,完全沒有哭泣。吳碧桃趨前關心,發現她是一位單親媽媽,兒子正是失事班機的空服員。

吳碧桃回憶當時的對話:「您有念佛吧?我回家拿念佛機過來,可以放給兒子聽。好嗎?」語畢,這位媽媽哀戚的倦容,突然露出一抹淡淡、卻帶著感激的悲淒之笑。吳碧桃舉這個例子,解釋何謂「『同理』盡在不言中。」她說:「話不必太多。我通常會走過去牽住家屬的手,問他們吃飯了沒?要不要喝水?」

當家屬很想知道可以為往生者做些什麼?吳碧桃會回答:「祝福最好。如果需要慈濟幫忙,我們會一直都在你身旁。」

慈濟志工聊起訪視或個案時,故事可以侃侃而談。這些緣分之於人,有時就像通往心靈深處的入口。助人當下說「感恩」,悲歡離合裏的情節,或許正投射著志工自己人生的殘缺或領悟。

訪視、或說與貧苦族群相處,其實不僅僅是安慰他人。過程中的情感交流與相依,有時比社會學、心理學的理論更具療癒作用。

結束與羅美珠的訪談,她一路送我到三重靜思堂大門。車離去,繼續遠遠揮手道別。放慢影像格率,那揮手的流影線條,跟自己的媽媽沒有兩樣。「同理」是什麼?把陌生人當親人。安慰是什麼?不多話,但讓對方感受得到真正的情意。

以「將心比心」四個字,為本章收尾。(本文摘自《島嶼善潮》)

任職大愛電視臺十六年,在數不盡的採訪經驗中接觸了眾多慈濟志工與苦難者,王俊富認為這猶如一場生命教育的洗禮。(相片提供/王俊富)

★《島嶼善潮》作者後記

又行了一趟旅程

撰文‧王俊富

應《經典雜誌》王志宏總編輯之邀,撰寫一本必須帶著史觀、宏觀、微觀,並能從當代角度描述慈濟與臺灣重要慈善發展史之輪廓的書,心中其實是忐忑的。在這個組織轄下的大愛電視臺工作約十六年,採訪經驗、製作過的節目、接觸過的人都數不清了,我從一個自由導演、無線電視臺記者轉入非營利電視臺、一直到擔任節目部門主管,本身就是一個重新認識媒體這個職業與生命意義的過程。

過去幾年間,社會對於慈濟基金會的誤解、謠言與惡意的汙衊,深深打擊了這個被稱為「臺灣良心」的團體。於是,「對於慈濟的再發現」成為一種動機,希望理性溫和的讀者,從中理解網路操作與訊息的真偽。身為一個擁有文字話語權的作者,我也盡其客觀,除了詳述慈濟基金會的時代脈絡與意義,也描繪出其與時俱進、調整、優化、自我省思的努力。當然,可能的問題點、如何回應社會期待?透過不同觀點的交織,成為我代替理性讀者發言的中肯提問。

坦白講,要進入慈濟的世界未必困難,關鍵在「緣」這個字。要全然理解慈濟的精神理念並不容易,一時的感動,容易流於片段與偏見、也容易消散;如果無緣深入體悟,很多行為就會流於表象。這十多年間的自我質問、理解、認識、矛盾、衝突、認同,一直到再理解、再發現、了解為什麼,到最後稍微能夠融會貫通的過程,是一趟難以言說的思辨與體悟之旅。證嚴法師與無數志工、被幫助的苦難人給予我這個媒體工作者的生命教育,讓我道聲感恩。

路、或者「道」,成為我最後一段文字的註腳。與其在塵世洪流中隨著新聞事件、社會紛擾、政治騷動、族群認同而情緒起伏、激動、不滿、躁動、鬱悶,不如尋找一條自己選擇的路專注前行。生命,沒有倒轉這件事;但生命終點前,因果論可能也會為某些人準備好滿滿的遺憾空間。

想起二○一一年製作系列紀錄片《真情之路》時的三句片尾箴言──

「地上本無路,人走多了,自然就變成了路。」── 中國近代文學作家.魯迅

「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遙遠。」── 慈濟基金會創辦人.證嚴法師

「我願意同走路的人一同行走,我不願只是站著看隊伍走過。」── 黎巴嫩詩人.紀伯倫

選條路好好走,似乎是每個人都應該思考的生命歷程。有些事物成了日常,我們不會珍惜;有些事物消失了,我們遺憾已經來不及。

逾半世紀前的一滴善水,跨國跨洋形成浪潮;透過一個深度理解慈濟的媒體工作者視角,將慈濟置入全球歷史脈絡,以感人故事、組織精神、各界菁英與庶民角度,重新梳理這個臺灣引以為傲的團體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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