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一天，打開了家門，小孫女習慣性地衝過來摟著我，我正納悶今天怎麼沒有拿拖鞋和報紙來迎接時，她拉著我的手說：「阿公！您來看！」在她的引導下，我跟著去看個究竟！

小孫女得意地指著剛油漆好的牆壁說：「阿公！這是小仟仟畫的。」不看則已，一看準教人暈倒，牆壁上盡是她的塗鴉，我沒有生氣，也沒有責備，反而拍手讚賞她的傑作：「小仟仟畫得好棒哦！阿公好喜歡耶！」

小孫女樂不可支地又拿起畫筆補上幾撇，我沒有禁止，反正已經畫了，多幾撇也無妨啊！

我告訴她：「明天阿公帶去學校給小朋友看，好嗎？」這下可好了，她一面說好，一面又在圖上大加修飾，我故意裝著要把這幅傑作搬走，三歲不到的她竟然會說：「阿公！那搬不動啦！」

於是，我問她怎麼辦？她一時也想不出辦法來，我跟她說：「這麼漂亮的圖畫，如果畫在圖畫紙上，我就可以拿去給小朋友看了！」這時，她一聲不響地跑進書房，拿起圖畫紙開始作畫。

從此，家裏的牆壁不再是小孫女的畫廊。

這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故事。但有些人遇到類似情況時，往往橫眉豎眼地跟孩子說：「不可以這樣」或「不可以那樣」地責備孩子甚或打罵，目的無非是想藉此形成制約作用，卻往往沒想到「打罵」與「畫筆」之間，也會有制約作用啊！

這種下意識的動作，說不定會就此斷送孩子對繪畫的興趣，甚至因此埋沒孩子的繪畫天分。

七十五年前，我出生於屏東農村。兒時，成天在農田裏打滾，哪能靜靜地坐在教室上課？於是開始逃學，及至二年級班導換成日本籍的女老師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的眼睛很大，教人看了不寒而慄，但第一堂課她沒上正課，反而跟我們玩捉迷藏、教我們跳舞，恐懼的心於焉消除；她是一位很盡職的老師，除了按課表上課外，最後一節課不是說笑話取樂大家，就是講故事，只是每每故事講到一半，她就說：「結果如何呢？老師明天再講給你們聽吧！」

於是，我每天一大早起床，就急著要到學校聽老師說故事，從此再也不逃學了！

然而，俗話說：「教不嚴，師之惰。」這是我從師範學校畢業以來所遵循的教學原則，加上當時升學考試掛帥，我所施予的教學方式，不只是嚴且幾近於苛，因此同事們都在背後叫我「希特勒」。

直到有一次，我從警局門前經過，有人從警車裏探出頭來，大叫我一聲：「老師！」押解他的警察以鄙視的眼神看我時，我羞愧得無地自容，那曾經是一位成績極為優秀的學生，怎會淪落至此？因此，我極力要尋找教育的良方。

一九八九年年底，在偶然的機緣裏，看到了《慈濟道侶》半月刊，我非常喜歡，尤其是上面印的靜思語：「要改變別人之前，先改變自己。」點醒了我，使我悟到——愛，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一股發自心靈深處的力量！

於是，我開始摘錄證嚴上人的開示，隨機把它融入「生活與倫理」的教學中，學生行為開始有了改變；一九九○年，劉金菊師姊送我一本《靜思語》，我如獲至寶，花了一整個晚上看完全本，從此有計畫地配合「生活與倫理」的週德目，實施教學。

一年後，一位家長到校向我致謝，因為那個常讓父母、老師頭痛的孩子，已經一年不再有偷竊及沈迷電玩店的行為；一位單親學生的嬸嬸也告訴我，她的姪兒不但不再蹺家、逃學，還自動自發幫忙整理家務。

我受到極大的鼓勵，於是進一步編寫「靜思語」教學劇本，以演布袋戲的方式教導靜思語，學生更是喜愛；美勞課時，我教學生用養樂多的空瓶製作木偶，將自己需要反省的事編成故事，利用自製的木偶自導、自演、自省。

證嚴上人說：「地上種了菜，就不易長草；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惡。」培養一個人的「愛心」、「善念」，對社會的祥和不無幫助。我離開教育崗位已經十三年，在四十二年的教學生涯中，最後那十年的靜思語教學，是最燦爛也最懷念的日子。

陳之藩先生《在春風裏》有這麼一段：「並不是我偏愛他，沒有人不愛春風的，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的。因為有了春風，才有了綠楊的搖曳；有春風，才有燕子的回翔；有春風，大地才有詩；有春風，人生才有夢。」

我熱愛慈濟不亞於陳之藩先生對春風的喜愛，特別是證嚴上人的靜思語，在我已彈性疲乏的教學生涯中，重新點燃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