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克己復禮的時代意義 撰文／王本榮
期待人人都能從——
「克己」、「知足」、「知止」的理性節制，
發展成「好禮」、「尊重」、「利他」的人文素養。
中國人講「禮」，源遠流長。
周公制禮作樂，以「禮」作為規制社會階級的上下統治關係，而成為倫理規範。及至春秋時代，周室式微，諸侯爭逐激烈，社會秩序崩壞瓦解，孔子以回歸周初封建家族道德為理想，提倡「克己復禮」的仁道精神，宣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主張。
儒家以為「禮」是諸德根本，仁義道德，非禮不立。但因為禮是階級社會的歷史產物，難免由於政治的操弄、人性的扭曲，而逐漸庸俗化、形式化、教條化，發展為表面上重視虛禮，而實質上爭奪實利的「禮教吃人」社會。
老子曾經對禮教有激烈的批判：「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近代雖有袁世凱的尊孔尊禮運動、國民政府的「禮義廉恥」教育，但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的班班歷史亦殷鑑不遠。
「禮」常隨著階級與時代演變而生成、發展、崩壞、再生。慈濟提倡的「克己復禮」運動，不應只是復古，更必須是創新，成為一個賦予時代意義的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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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說：「禮也者，理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朱熹稱「禮」為「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主張「存一分天理，去一分人欲」，期勉知識分子要了解義利之分。但綜觀中外的歷史與文化，卻無不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理性原則」與「人性原則」的衝突中擺盪拉鋸。
漢朝崇尚儒術，以經學治天下，服膺的是「理性原則」。魏晉南北朝是針對秦漢「集體主義」的反動，以道家三玄為尚，開啟了中國個人自由主義的先河。
唐朝盛世是中華民族文化最多元、最鼎盛的時代；其政治文物、典章制度承襲儒家傳統，政治血統屬於道家。而自南北朝開始融入中華文明的佛教，其義理思辨系統如天台宗、華嚴宗、唯識宗、禪宗都在唐朝確立法脈宗門。
但唐朝本質上是英雄與文學的時代，服從的是生命原則，由於不重視理性，使得唐末五代知識分子廉恥喪盡。宋朝時代思想則是儒家之復興，理學重視「修己」，闡揚儒家的義理，又回復到理性原則。
到了元明，明訂「四書」為科舉之官方教材，使儒家走向了官學之路，重視「治人」更重於「修己」。清朝外族統治，走向了「軍事統治」的集權主義。而「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眩迷於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沒有深入其文化核心包括法治與宗教，盲目地反對禮教，徹底摧毀了固有文化，將中國從傳統相對的權威主義帶入絕對的權威主義。
西方從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間的文化復興運動，是人類文明進化史中最重要的轉折期，將歐洲從一個政教的封建社會進化為現代文明社會，培養具有自信與教養、理性分析能力、藝術鑑賞能力、注重溝通與團隊合作的成熟公民，造成了宗教解放，催化了工業革命。
但「人定勝天」「強者生存」的思維，也促成了帝國主義的崛起與自然資源的掠奪。特別在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徹底打敗了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人類文明的核心價值以及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也正面臨新一波嚴苛的挑戰。
由歷史軌跡觀之，無論是重視理性集體主義的時代，或是服從感性個人主義的時代，都潛藏著極大的反動危機。
「禮教」應該是「發乎情，止乎禮」、「誠於中，形於外」，感性理性的平衡、內在外在的一致，從有教養的行為舉止，反映出一個人的內在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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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與理的衝突，是人類最古老、至今仍無法迴避的命題。從生物演化的角度來看，人幾乎是唯一不能離群索居的動物。
為了生存發展，人類自古以來，便不斷地相互依賴與相互爭奪。從腦神經發展的觀點，主宰情緒的邊緣系統引發的神經訊息流量，遠多於代表理性的大腦皮質向下傳遞的流量，顯示情緒對行為之影響比理性更大。
但我們深信，基因固然會影響人類的行為，透過教化之後天理性的克制，也可以管理情緒，進一步改變基因所調控的大腦結構與功能，導致人類的淨化與進化。
傳統的佛教是以內心的修持，來適應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人間佛教的大行者證嚴上人則認為，現代佛教應以更積極的「入世」精神，提高佛教徒的品質與悲心，共同努力營造善的共業，以改造外在的世界，才能真正利濟眾生，拯救受毀傷的地球。
四十年前，慈濟從「竹筒歲月」開始，涓滴成河，一步一腳印將四大志業遍及全球五大洲，就如同中通外直的竹筒，由性空而緣起。如今，慈濟已進入「不惑之年」，上人又號召大家回到四十年前那分最純粹的「一念心」，從緣起回歸性空。
性空是智慧提煉出的理性，緣起則是慈悲的「覺有情」。當世層出不窮的人禍天災，其實皆源起人類的無明與貪婪、淺薄與衝動。法律制度只能規範人民的基本行為，無法制約橫流的人欲造成的人性、社會與環境污染。
「克己復禮」運動，是期待每個人都能從——「克己」、「知足」、「知止」的理性節制，進而發展成「好禮」、「尊重」、「利他」的人文素養，共同來建立一個高度文明的理想社會。（本文作者為慈濟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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