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一年一月下旬，好不容易和一直拒訪的王志鴻副院長約好見面，利用他北上開會後回花蓮的短暫時間，在臺北車站碰個面。

先前他就透過祕書表明不出自傳，我立刻說：「好，不寫自傳，我們談醫病關係。」他曾經與美國紐約分會執行長張濟舵，在二〇一七年美國志工精進研習營中，以「生命與慧命的換帖」為題分享醫病情，由此切入治療過程，他立刻侃侃而談。

一般心導管手術的成功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但若三條冠狀動脈「完全」阻塞的，則成功率只有八、九成。濟舵師兄的心血管嚴重阻塞又鈣化，治療與不治療都有極大風險。

問他面對精舍師父、醫院高層對濟舵師兄的關心，會不會壓力很大？他立刻說：「專業上的壓力，我真的不大，就像上人講的『前腳走，後腳放』。這麼棘手又出狀況的病人，一千個大概會遇到一個，早年心裡難免不好受，後來訓練到很無情，轉個頭就忘記了。」

我心想，果真好無情啊！

一個多小時，結束第一次的訪談，王副說他真的很忙，接下來就用手機通訊軟體訪問好了。週二、四上午，他要做心導管，下午如果有半小時或一小時空檔，他再提早告知我一聲。

如此順利採訪了兩、三次，無意間得知心導管室有病例資料，我將從過去報導查閱到的個案列出，希望能進一步獲得更多訊息，或是從中再找出適合訪問的個案。

臨出發前，王副問我是否有醫護背景？如果不是，得要有人協助我。但他週二手術滿檔，週三上午要帶醫學生討論、下午有門診，週四上午要做心導管、下午要到臺北開會……聞言，我趕緊回覆是否能旁聽他和醫學生的討論、跟診、進心導管室，週五再隨他去玉里。

當天，我搭一大早的火車，預計十點前可以抵達。八點二十五分，他留言告知早上七點半急救一OHCA（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病人，請我先到心導管室。坐在火車上的我，完全來不及應變這突發的狀況。後來才知道，那天他輪值救心小組的班，得隨時待命。

我只好按既定行程去旁聽課程，上完課已近午，王副說他要去開個會，請我先去用餐，下午一點半直接到門診。用完餐，發現有未接來電，原來中午急診室又來了一位心肌梗塞病人，王副又去做心導管了。

我又錯失了一次機會，只好再按既定行程去門診等。兩點多，王副一進診間就不疾不徐地開始看診，我心想這一百三十多號病人，要看到何時？原來看到晚上八、九點是很正常的事。

八點多，他終於看完門診，洗了手，拿起志工送來的餐盒，站著就吃了起來。他很快地用完餐，問我有什麼問題，可以開始問他了。跟診了一個下午，雖然傍晚還跑去用餐，但腦袋已處於當機狀態，只能胡亂問了幾個問題。

這時，他的手機響起，急診又來了一例猝死病人，他問我要不要去急救室？我有點怕，但還是提起勇氣跟了過去。

我遠遠地，不敢靠太近，心中默念阿彌陀佛，祝禱醫護人員與死神拔河獲勝。那是一場體力與時間的競賽，我沒有等到最後結果，就先告退了。

隔天，王副告訴我，做完那例心導管，他才準備要離開，又來了一例，再次做完心導管，回到家已是凌晨兩、三點了。

治療順利，醫病皆大歡喜；治療出狀況，醫師的壓力絕不亞於家屬。我終於明白王副為何「轉個頭就忘記了」，因為三十年來他必須讓自己處於最佳狀態，才能面對這一次又一次、不知何時會到來的生死拉鋸戰。

「血管結構介入型心臟內科醫師，很多都陸續退出搶救重危症病人，因為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真的太累了。」六十五歲的王副，其實早就可以不用值班，但他還是希望自己有機會站在第一線，想方設法改善搶救病人的速度。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大伯父從住家二樓走到一樓，休克倒地，叫救護車送醫急救。我們接到通知，趕到醫院，遺體已蓋上白布，病因是心肌梗塞。大伯父住在臺北市，救護車十分鐘就可以抵達醫學中心，但還是搶救不及。

可以想見三十年前的宜花東地區，沒有一位會做心導管的心臟內科醫師，危急病人該何去何從？三十年來，又因為終於有了一位會做心導管的心臟內科醫師，有多少危急生命因此而獲救。

每位患者都是家屬的唯一，我們總希望為家人找到最好的醫師、接受最好的治療。從病人一聽到要做心導管就不見了，到如今許多遠從外地而來的病人，甚至包括海外的慈濟志工都指名找王副，這分專業上的努力與用心，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

在此，也要非常感恩濟舵師兄貢獻他的醫療故事。

他在被檢查出心血管阻塞時，仍然覺得「自己明明好好的」，不希望從一個「健康的人」，變後「術後要長期服用抗凝血劑」的患者。冠狀動脈老化的過程，通常悄無聲息，也讓人忽略它對身體健康的危害，或許這也是急性心肌梗塞猝死的消息，時有所聞的緣故。

王副建議，一般男性四十五歲、女性五十五歲以上，宜考慮做一次心血管健檢，如運動心電圖或電腦斷層心血管鈣化指數評估，若有高血壓、高血脂及高血糖等三高，或早發性粥狀硬化血管疾病家族史，或過度肥胖等族群，第一次評估年齡宜提早十年，「依結果做治療或適當的定期追蹤，可早期發現、防患於未然，目前醫學對血管粥狀硬化疾病的預防和治療都很有效。」

看完書稿，有人問我：「王副的家庭，好像寫得不多？」凡夫俗子如我，當然也是好奇，採訪前打聽到的消息是：「王副都說他和太太很早就『醫藥分業』了啦！」原以為這是一個不能碰觸的話題，其實是腦補太多。

一九九一年，王副到花蓮慈院報到時，妻兒隨行而來。一年後，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成立，他的夫人王春玉女士被師長號召前去擔任藥劑部主任，之後又到英國伯明罕Aston大學攻讀藥學研究所；她擔任過臺灣臨床藥學會三年祕書長、三年理事長，也是世界藥學會醫院藥學組西太平洋區副主席，為臺灣藥學國際發展，貢獻許多心力。

也難怪當我想訪問她時，王副總是說：「她很忙，不要啦！」

問他是否對太太感到愧疚？他不解地問我：「這有什麼好愧疚的？」

兩夫妻各自在專業上用心，為社會、為人群付出，父母則是他們最好的後盾。「阿鴻啊！做醫師是你的義務，你要好好地做，但是身體要照顧好，才可以照顧病人，不必擔心我們。」父母的體諒，讓他們可以無後顧之憂；兩個兒子則由岳父、岳母協助照顧成長，如今一個也是內科醫師，一個在花蓮投入有機農業的種植。

記得到臺北慈院採訪那一天，週六上午看診完，王副準備搭捷運回臺北的家。路上閒聊之際，他隨口說：「回家後所有行程都由太太安排，她要我去哪就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