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和父親節，是為人子女表達對雙親崇高敬意的日子。然而，這兩個節日對我而言，除了無盡的感恩外，還有深深的懷念、不捨，甚至傷痛。

一九九九年母親節當天，我親愛的媽媽撒手人寰；第二年的父親節，至愛的爸爸也永絕塵世。雙親相繼離去，十多年來，他們給我的愛不但沒有消失，還與日俱增，尤其媽媽的恩澤——接下慈濟的棒子，更是照亮我生命的燈塔，指引我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

母親是慈濟第五二五號委員。她年輕時是一位事業成功的女強人，也是臺灣第一位銀行的女性課長；她是負責保管鑰匙之一的人，行長必須和她一起開啟金庫，銀行才得以開始營運。

我自小長得討喜，人見人誇，一直是受人矚目的焦點。與優秀的母親之間，似有某些情結，表面上客客氣氣，暗地裏隱約在競爭什麼似的，但和父親卻非常親暱。

在媽媽面前，我是規規矩矩的淑女；在爸爸面前，我是可以耍賴的嬌嬌女。因此，媽媽常常自嘆，也會為此「吃醋」。

我有兩個妹妹，我和大妹都考進私立小學；小妹沒考上，只好念公立學校。小妹因為過動，媽媽常被通知到學校懇談，後來甚至忍痛辭職，專心當個家庭主婦。

然而，媽媽不能適應單純主婦的生活，到處參加活動，學烹飪、學攝影、學縫紉，還開了服飾店。就在那段時間，她認識石牌許多好姊妹，一起學才藝，也學佛法，還加入慈濟成為志工。

媽媽當年有幾位知己，常常結伴去訪貧、做香積，或者禮佛念佛。她們常來家裏聚會，只要一看到她們，我就自動「閃開」，不是溜出去，就是關在房間裏。

媽媽希望我接觸慈濟，我卻很生氣，認為宗教是老人家的事，她去參加我沒意見，但不要叫我去。我不只消極抵抗，甚至極力反對：我不想做的事，不要勉強加諸在我身！

到了適婚年齡，我抱持不婚主義，媽媽起先很擔心，後來她妥協了，只要求我：「不結婚沒關係，但你要進慈濟，慈濟有法親，我才放心。」當時我無法理解，許多年後，我終於了解媽媽是多麼愛我，多麼用心良苦了。

中興法商學院統計系畢業後，我不甘只做貿易公司的商業祕書，而應徵上溫蒂漢堡的公關人員。有一次我策畫了一個活動，向大家介紹這個美式食品，全程用英語解說，雖然說的不是很流暢，但我的熱情和態度，卻深深引起一位來賓的注意。

那人是中華電視公司的節目製作人，我沒有立刻答應他的挖角，因為我已考取中廣海外部的播音員。在中廣試用三個月，正式納編時，我又離職了，因為我想做電視，挑戰自己。

爸爸沒意見，他總是尊重我的決定；媽媽則大力反對，她認為放棄中廣那麼好的工作太可惜。

我去了華視《放眼看天下》當執行製作，那是公共電視的前身「廣電基金」的節目，介紹世界各國的文化歷史、風土民情。當年還沒有開放觀光，要出國不容易，而我的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地，多麼難得的機會啊！那年我才二十出頭，又完全沒有電視從業經驗，就和攝影師兩人一起闖天涯。我從提企畫案、編製預算、與駐外辦事處聯絡，甚至交通、食宿、採訪行程都要安排掌握。現在回想起來，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初生之犢不畏虎。

再縝密的計畫都會有變化，班機誤點、氣候不佳、行李搞丟、雨林太潮溼以致機器當機……狀況連連。一個備受呵護的嬌嬌女，突然要獨自面對未知又複雜的世界，還要扛起節目成敗的責任，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返臺回到家，父母就是我宣洩的對象，我亂發脾氣，無理取鬧，就像是一個任性的小孩。又要出門了，我在心裏吶喊：我不想去！但又不能說，只胡亂地又哭又鬧，弄得雞犬不寧。

爸爸莫可奈何，任憑我鬧；媽媽很心疼地說：「女兒跟我發脾氣，是跟我撒嬌。」父母的包容和撫慰，給我很大的力量。我是感性、浪漫的雙魚座，但高難度的工作讓我變得務實。我從一次次的失敗、考驗中，淬鍊得成熟、幹練，更有勇氣接受挑戰。

我是執行製作，負責採訪、撰稿，當時沒有演員證或主持人證，不能在節目中露臉。但攝影師怕畫面不夠，所以要「儲備」一些來墊時間，他要我入鏡，拍我駐足、仰頭或背影、或側臉，因此在節目中偶爾可以看見我的身影。

節目受歡迎，畫面中那個高挑的神祕女孩讓人更好奇，她是誰呀？老看不清楚她的臉，信件湧入華視，我的人氣漸漸旺起來。

經驗累積，工作上的難題已不是難題。每次回國，我都充滿期待，事前都會寫信向父母「點菜」，爸媽也會在我回家時，做我最愛吃的讓我解饞。爸媽準時收看每一集的《放眼看天下》，還錄起來收藏。

節目得了金鐘獎，主管開始注意到我。當華視要開闢晨間新聞找主播時，他們想到我。我從澳洲被叫回來，毫無經驗的我坐上主播臺，又是那句話：初生之犢不畏虎。

《放眼看天下》做了三年半，我跑了三十八個國家，眼界大開，我知道世界是如此的廣闊，對自己也有不一樣的期許。

一九八九年，臺灣的電視臺只有臺視、中視、華視三臺，每臺也只有四節新聞，而新聞部都是科班出身的菁英。我非科班，又毫無經驗，大家對我這「天上掉下來的女孩」很好奇，頻頻猜測我必有特殊背景，才能一步登天。

父親經營過農場和大理石工廠，最後在東元電機當人事主管，和傳播界沒有任何淵源。

花瓶啦！空降部隊啦！很多人都不看好我，甚至等著看我的「好戲」。新聞是現場播出，出錯不得，我沒有任何訓練就披掛上陣；就因為我不懂，所以不害怕。感恩與我搭檔的主播趙怡先生，鼓勵提攜，兩人合作順利又愉快。

我不必浪跡天涯，爸媽最高興，每天早早起床，把全家的燈打亮，默默看著我起床出門，再準時收看我播報新聞，是他們最安慰、最開心的事。

既然從事新聞工作，我在「科班」、「專業」的新聞人中始終感覺矮人一截。於是在一九九二年毅然請辭人人稱羨的主播工作，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攻讀碩士，主修「廣播與電視管理」。

學成回國，自以為可以在工作上有更好的發展，想不到碰上政爭，幾位賞識提拔我的主管因為「非主流」的色彩，職位異動，而我也被波及，重回主播臺變得遙遙無期。

就在我回國第三天，爸爸因腹痛如絞送醫，輾轉就醫檢查，確診為「胃淋巴癌」，於是開始一連串的化療；沒想到半年後，媽媽也病倒了，她的肝病轉為肝癌。

父母雙雙罹癌，我又工作無著，人生似乎掉到谷底。然而我們一家人相互打氣，與癌共處。

賦閒的我正好陪父母就醫，蒐集資訊、和醫護團隊研究療程，旁人以為我們遇到最糟的境況，殊不知那段時間是我和父母最貼近、最親密的黃金時刻。

想回主播臺不可得，反倒是節目部來找我，想開闢一個溫馨的新節目——《點燈》，找我當主持人。

《點燈》一播出，反應非常好。不久我的案子就多到接不完，我南奔北跑，一個星期有七個節目。後來我成立了工作室，因為有過待業半年的經驗，只要有工作機會，連一個字五毛錢的稿費都願意寫。只是我不是當老闆的料，工作室還是收攤了。

一九九六年，趙怡先生籌組環球電視臺，我去當主播。環球的理想是專業人士治臺，拒絕財團介入，資金是邊營運邊募集，後來實在是燒錢燒得太厲害了，經營權拱手讓人。我們一群人黯然離開，投效到東森電視臺。

我在東森是主播兼節目組組長，曾經製作《臺灣亮晶晶》和《臺灣尚美》等許多節目，在一片罵臺灣的聲浪中，堅持報導臺灣各角落的好人、好事、好風光。《臺灣尚美》讓我榮獲「最佳文教節目主持人」金鐘獎，很多年，這個節目還一再被重播。

父母對我的表現，非常欣慰，鼓勵我做好的事、對的事。那段時間我都得很晚回家，他們一定準備好我愛吃的東西等我，我們一起談談笑笑，夜深了才就寢。

假日難得休息，我們會出去吃吃小館、散步、聊天。因為父母罹癌，我們和醫療小組催生了「癌症希望基金會」，在一次鼓勵病友勇敢抗癌的活動中，癌末的母親雖全身水腫，仍勉強穿上皮鞋，上臺獻花給當主持人的我。那一幕，感動了臺下所有的人。

媽媽在一九九九年母親節過世，很多慈濟人來幫忙，我接過媽媽的勸募本，答應她會接棒。

二○○○年，總統大選前夕，政治風雲詭譎，東森開了一個政論節目《有話老實講》，每天晚上八點到九點現場直播，我擔任主持人。

三月，公司要派我到美國做幾場「海外華人全球觀點看臺灣千禧大選」的現場叩應。那時爸爸已經住進榮總加護病房，我每天下了節目就趕去醫院看他。爸爸病危，我又很珍惜到美國去主持的機會，正陷入兩難時，爸爸鼓勵我去，他說會等我回來。

果然爸爸用意志力撐著，我返臺後，看見爸爸很有進步，我不得不佩服他。更令我意外的是，爸爸寫了遺囑，簽了大體捐贈同意書，交代身後要當醫學生的「老師」。

八月八日父親節，爸爸圓滿了世間的緣，我們陪爸爸的大體到花蓮慈濟醫院，進行病理解剖。從國外回來的二妹不能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但礙於是爸爸的遺願，也就接受了。

病理解剖那天，很多志工來助念，她們好意叫我們在外面等候，但是我堅持要陪伴爸爸，兩個妹妹緊靠著我，一起念佛。

看著爸爸被開膛破肚，用電鋸鋸開頭骨和肋骨，在佛號聲中，我絲毫不覺得害怕，只慶幸圓了爸爸的心願。我熱淚盈眶，感覺在參與一場極其莊嚴的儀式，生命已經昇華，燦爛得無與倫比。

解剖結束，爸爸全身又縫合「復原」。我們為爸爸更衣，發現他全身柔軟、臉色紅潤，嘴角還微微笑著。一直困惑的二妹感動莫名，終於接受這個安排是正確的。

沒有舉行告別式，我們在慈濟志工的協助下，辦了一場溫馨的感恩茶會。從此我加入慈濟，報名見習和培訓志工。

二○○三年，我結婚、受證慈濟委員、工作安穩順利，一切看似美好，可是我的心裏一直有一股惴惴不安的感覺。

每天在編輯臺、播報臺，看到那些新聞，我都好難過。有幾次甚至想脫稿，向觀眾說：「你可以先關機二十分鐘，因為這裏都是燒殺擄掠的新聞；想關心國家政策、民生消息，等等再看吧。」

雖然我是主播兼製作人，但是礙於收視率，不得不向現實妥協，這樣又痛苦地過了兩年多。

二○○六年元旦，證嚴上人行腳到臺北，曾參與大愛臺的主持人都受邀共祝臺慶。午餐時眾人談論當今媒體亂象，與上人同桌的丈夫，就表示他不看我報的新聞，因為聳動的內容只會徒增社會混亂；王令一師兄則回應：「秀麗要早點回歸大愛臺才是。」

正好東森電視臺董事長張樹森也在場，上人就跟他說：「讓秀麗來大愛吧！」張董事長回覆：「我尊重秀麗的意見。」

當時我在齋堂外被告知裏頭的對話，內心還不知該如何回應，因為才剛簽了新約，對既有的名利還貪戀不捨。

不久，就發生了兩則令人遺憾的過度報導事件。先是一位大學生的新聞，被一再渲染、重播，當事人受不了壓力，上吊自殺；兩週後，一則國中老師的新聞，記者還是緊盯相關的人做採訪，當事人也是受不了壓力，燒炭自殺。

做新聞做到出人命，心情當然不好受，但是別臺都報了，我們「獨漏」也是很嚴重。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是「共犯集團」的成員之一，懺悔自責後，便下定決心「不如歸去」。

就這樣，我來到了大愛臺，天天歡喜，天天感恩。每天早上，我會跪在佛堂前，禮拜完佛菩薩，就跟爸爸媽媽說：「感恩您們！作為您們的女兒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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