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野的孩子——雷地史密斯教育援助十五年
◎撰文‧凃心怡 攝影‧林炎煌
下課鈴聲響起,
孩子們喧嘩的笑顏,
如南非大地上耀眼的陽光。
十五年來,一群臺商志工如及時雨,
滋潤著這片乾涸土地上的小樹苗——
援建教室、助學、助養貧童……
堅實的臂膀,
是學子們觸及知識、
扭轉人生的墊腳石。
一片黃沙飄揚的曠野中,幾株樹幹挺立著,它們細直又稀疏得好孤獨。這裏是南非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夸祖魯——納塔爾省雷地史密斯市(Ladysmith Kwa Zulu— Natal Province)鄉間,這當地隨處可見的風景裏,卻有個臺灣人在其中凝神望著。
「每次來到這裏,我都會看看這些親手種的樹。」施鴻祺說話的同時,不遠的後方傳來學校下課鈴聲,孩童的雀躍聲頓時傾洩而出,愈來愈響亮。
「種這些樹,是為了要幫學校綠化,」轉身面對學校,望著一個個好動的小人兒,施鴻祺的話說得更具深意,「我們在七所學校種下幾百株小樹苗,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有的勉強存活一年,或因疏於照顧而枯死。照顧這些樹,就跟照顧孩子一樣,要用愛心與耐心長期灌溉。」
一九九六年至今,施鴻祺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慈濟志工在雷地史密斯展開教育援助,翻出一幀幀照片,當年滿頭黑髮的他們,如今白了鬢髮,但助學的熱忱並沒有隨之褪色。
即使人力單薄,他們仍完成七所學校的教室援建,並供應午餐、提供助學金等,誓言讓貧困地區學童透過教育扭轉未來。這群臺商志工自嘲,十幾年來他們就像「武訓興學」——古人武訓行乞為貧寒學子興學,而他們則是「沿門托缽,勸募興學」。
沒有教室的學校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九四年間,南非施行種族隔離制度,區分各色人種生活歸屬、食衣住行;也以法律制訂「班圖人︵Bantu,非洲撒哈拉以南,四百多個族裔的統稱︶教育法」,施行帶有鮮明種族隔離色彩的教育制度。
當時政府明文規定,白人、有色人以及印度人的孩子享有義務教育,黑人則無;為數不多的黑人學校統一收歸政府管轄;白人學校不得違反種族隔離制度招收黑人學生,否則停止補助;此外,黑人教師待遇低下,薪資甚至不到白人教師的一半。而在教育經費、教學條件以及校務設施補助等方面,也可以看見巨大落差。
班圖教育施行的結果,剝奪大部分黑人的受教機會,一九八○年代中期,全國只有百分之二的黑人學生有能力上高中;一九九四年黑人主政之前,全南非有五成人口是文盲,其中百分之六十八為黑人。
移居南非多年的方龍生告訴我們,他認識幾位黑人朋友,即使在隔離時代曾受教育,但至今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遇到需要簽名的場合,他們就在簽名欄上打一個「×」。
來到雷地史密斯鄉間,由不到十間教室圍成的泰地小學(Mthandi Primary School),方形校區一眼即可望盡,但校長龍瓦那‧隆威(Nhlanhla Hlongwane)卻對這個迷你小學感到非常滿足。
高大的龍瓦那站在矮小的教室門廊下,回憶著白人執政時的黑人教育狀況。
「當時全鄉僅有一兩間黑人小學,孩子們上學得走上三、四個鐘頭,很多人最後乾脆放棄。」龍瓦那說,鄉下人多靠務農或是從事勞動維生,每週賺取四十斐鍰(約新臺幣一百七十元)工資,「如果讓孩子搭車上下學,每週就要五元車資,剩下的三十五元要供全家吃喝還要生活。」
龍瓦那的一番話,結論是可預期的悲傷,「因此,當時我們學區的就學率,僅有百分之五。」
黑人主政後,南非新政府不斷擴大教育經費,教育支出約占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二十,是全球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公立中小學在政府補助下僅需一兩百斐鍰即可就學,貧困學生甚至可以減免學費。
「政府大力鼓吹教育,平均四個村莊就可申請設置一所學校,但當時南非教育可說是百廢待舉,申請興建的學校那麼多,經費再多仍不足以應付。」龍瓦那就在當時被調派到泰地小學當校長,當時這所學校除了校名、土地、幾名老師外,什麼都沒有。
村民湊錢、出工,用泥巴糊出一間沒有屋頂的土屋、挖出權充門窗的方孔,建造全校唯一一間教室。然而,大多時候學校還是得向家長借房上課,沒有課桌椅、教科書;天氣若好一點,孩子們拉來自家小板凳,樹下就是課堂。
「這樣勉強湊合,就學率也只提升到百分之二十而已。」龍瓦那說,他的學校並非個案,「幾乎所有鄉下學校都是如此。」
磚頭瓦片築起教育堡壘
一九九○年,臺灣商人施鴻祺到南非經商,不僅在住家與廠房間奔走,也走入鄉間慰訪貧困。
就在一次訪貧結束,他注意到草地上有數十位孩子坐在樹下上課,老師帶著學生就著樹上掛著的破板子,一字一句複誦。施鴻祺原以為是天氣太熱,孩子們移至戶外教學;當他詢問:「你們的教室呢?」孩子們指著一間泥巴房,那即是泰地小學。
震驚之際,他看到一批溼漉漉的孩子從附近水塘邊跳出,朝著天然教室奔來,「天氣太熱,孩子們得靠玩水降溫,才能回到樹下專心上課。」
那是南非教育改革開放後的第三年,「當時我們在鄉下所遇到的每一所學校,都是天地學校,無一例外。」這樣的硬體設備,別說無法依學生年紀分級授課,遇到嚴寒或大雨還會被迫停課。
施鴻祺不忍,與志同道合的慈濟志工伙伴開始籌備援建學校,並回臺灣向證嚴上人報告。「上人秉持對海外慈濟人的教誨,送我們八個字——自力更生,就地取材。」
「當時雷地史密斯的慈濟志工,十根手指頭都算得出來,我聽到那八個字,都暈了。」施鴻祺笑憶過去,直說還好當年不過四十多歲,正值壯年。
他們「自力更生」,走訪臺商工廠,一家家勸募;也「就地取材」,依照當地風俗,用泥土來搭建教室。
志工們不僅提供建校經費,更跟著師生將泥土、草桿、牛糞拌勻,用水桶將建築材料頂在頭上,排成一列、七手八腳地糊房子。一間五坪大的土房,僅需兩三千斐鍰、大約一週即搭建完成。
看著師生們終於能在教室裏上課,施鴻祺一行人心中原應充滿成就感,但他們卻是緊張、愧疚多於興奮。果然,不久後的一場大雨,房子垮了。
他們痛定思痛,決定搭磚鋪瓦,蓋一座數十年不壞的教育建築。但是那幾年,南非政府積極解決社會問題,蓋學校、為貧戶建屋成了首要政策,也導致一磚難求。「我們奔走磚場彎腰請求,有些磚場老闆知道我們是為了幫忙建校,給我們很棒的折扣。」
但,也曾有臺灣人看到他們建好的校舍,笑話著說:「就憑幾塊磚頭跟幾片鐵皮搭一搭,就是學校了?」施鴻祺笑言:「在那個大多以泥土搭房的年代,磚房在南非鄉間不僅是最優秀的建築,還一戶難求呢。」
屋谷沙凱小學(Amancamakazana Primary School)於一九九六年創校時,詢問主管機關:「現在申請興建教室,何時才能輪到我們?」政府批文,須等到二○○七年。
校長傑布藍尼‧布查樂吉(Jabulani Buthelezi)坦言當時的絕望心情,又言:「慈濟猶如一場及時雨,週一跟他們見面後,週四就帶來材料跟工人,為我們搭建了二十一間校舍。」
「二○○七年,政府確實實現承諾,幫我們蓋了當初申請的兩間教室。」傑布藍尼坐在辦公桌後方,這間辦公室十幾年前由慈濟志工協助興建,雖不大至今仍相當堅穩;傑布藍尼苦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慈濟志工幫忙,這十幾年來,學生該怎麼學習?」
雷地史密斯僅有不到十名慈濟臺商志工,卻在一九九七年起短短七年間,為當地七所學校搭建八十幾間磚房教室,為南非新政府剛起頭的百年教育築起一座座穩固的堡壘;對此,傑布藍尼流露出真誠的感動,「學校蓋好後,就學率很快提升至百分之九十;孩子們能接受教育,南非共和國就有希望!」
給一口飯,安心就學
校舍完成後,仍有各種經濟弱勢所產生的問題,導致學生無力或無法專心就學,慈濟志工因此經常走訪各校,關心學生的就學狀況。
「當時,學生進校門的標準裝備,就是光著的腳丫、不成套的制服、隨手拎著透明塑膠袋,裝著幾本筆記本跟短得不能再短的鉛筆……」施鴻祺等人見狀,又開始奔走募款,替孩子量制服、買鞋子,並添購書包與文具。
有一次,志工在中午時刻拜訪學校,卻見校門大開,孩子急匆匆地趕著要回家;原來是學校等不到教育部撥款提供午餐經費,只好讓學生返家用餐再回來上課。
「當時我跟著一個孩子回家,想了解他的家庭狀況;結果他回家後只是窩在角落,等時間到了又空著肚子回學校。」志工何堂興說得眼眶都紅了,揩揩眼淚說道:「過去的事,別講了,太痛了。」
在那個年代,南非偏遠鄉村的一日基本伙食僅只下午一餐,晚上眾人早早入睡,免得捱餓難熬。早上空著肚子上學的學童,往往到了中午就因為飢腸轆轆而無法專心上課。
於是,慈濟志工又發起供應午餐的計畫。每天清晨四點半,何堂興夫婦開車前往麵包廠,購買剛出爐的土司,日日裝滿一車四、五百條土司,供應七所學校兩千多名學生;直到政府營養午餐補助款撥下後,志工的愛心仍不間斷,送去雞蛋為孩子們補充成長所需的養分。
任職馬克洪雅納小學(Makhoyane Primary School)的資深教師琳蒂‧瑪蔻恩娜(Lindi Mokoena),至今仍念念不忘當年志工的馳援,「慈濟人總是給得很充裕,我們還能將剩下的麵包與雞蛋分送給窮困家庭學生。」
一口飯,帶來的是無可取代的安心就學,琳蒂說:「助養活動不僅幫忙學生解決午餐窘境,同時也使貧困家庭間接獲得幫助。」如今,政府午餐補助愈來愈完善,除了正餐,還有足夠經費可以煮湯,慈濟的助養行動終能告一段落。
課後輔導扎實打底
南非教育開放政策後,各部落村莊的中小學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全國文盲率降至百分之十六以下。儘管如此,教育之路依然崎嶇難行。
二○○六年十月,南非公正調節協會報告指出,全國有近八成公立高中,教育質量不合格;這些學校大多位處經濟劣勢地區,貧困的黑人學生因此無法獲得正確的教育和技能——追根究柢,原因在於師資的不完備。
二○一○年底,南非電視臺報導,現今南非中小學師資中,一半以上未考取教師執照。對此,長期關注南非教育的施鴻祺並不感到意外。「我的工廠有工人轉職成為老師,何堂興師兄工廠的工人也是。他們的教育程度不高,也沒有合格教師執照……」
學校基礎設施差、又缺乏合格教師,導致偏遠地區孩子的學習評量遠低於標準,許多人僅具備識字、簽名能力。
南非教育部長娜萊迪‧潘朵(Naledi Pandor)表示,在公立學校六年級的教育質量評估中,至少有五分之三學生閱讀能力低於應有水平,五分之四的學生數學成績未達總分一半,對比國際,程度落後三年。
下午四點,來到雷地史密斯工業區一處製鞋廠房,非用餐時間員工餐廳卻熱絡著。南非中小學每天早上八點上學,下午兩點放學,何堂興為了能豐富鄉下孩子的課後生活,八年前開始邀約援建學校學生到工廠參加課外活動。「南非黑人能歌善舞,我買了一批樂器,教他們敲打演奏。」
有一天,他瞥見學生放在書包的數學課本,曾是數學補教老師的他饒富興味地翻看,隨意抽問幾個題目,學生們都面露茫然,「問他們這章節學校教過嗎?大家都點頭,卻也全都不會。」
何堂興意識到,與其讓學生享受敲敲打打的當下快樂,不如提升他們的教育競爭力。笑容,要在未來擴大綻放。
何堂興在餐廳釘起一塊黑板,自己拿起粉筆、課本,充當數學老師為孩子們做課後輔導,底下學生全是來自屋谷沙凱小學七年級的學生。
這所小學是慈濟援建的第一所學校,也是最具競爭力的,然而,四題簡單的乘除題目,臺上學生卻無一人有正確解答,還見他們偷偷扳著手指一加一數著。
「這種題目,臺灣國小三、四年級學生都能輕鬆作答,他們已經是臺灣國中一年級的年紀,卻還是不會。」何堂興強調:「而且,他們已經是校內很優秀的學生了!」
一個多小時的數學課,就在四題簡單的除法中度過;即使何堂興講得淺白,學生仍一知半解。「我不會氣餒,他們學會一題,就代表比別人多會一題。」即使是一個小小的題目,學生們一旦學會,相信在課業表現上都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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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中小學學制分為兩階段,一至七年級是小學,八至十二年級則為高中。志工意識到,鄉間學校師資不完備導致學生素質低落,倘若學生畢業後仍留在鄉下念高中,未來要升大學的機會微乎其微。
「在我們援建的學校中,有一所學校今年二十幾位高中部畢業生都沒有考上大學,甚至連進技術學院的資格也沒有。」施鴻祺分析,這種狀況在南非鄉村比比皆是,甚至連高中畢業及格率都令人擔憂。
「於是,我們從七所援建學校中挑選優秀的學生,資助他們到城裏師資較齊全的高中就學。」施鴻祺笑談註冊當天,當他領著三十二位孩子到校,當場支付一年學費時,校方瞠目結舌,「後來知道我們跟孩子一點關係也沒有,校方直覺我們瘋了。」
「但我們深知自己沒有瘋。」溫和的施鴻祺,臉上難得露出得意。
十多年來,慈濟志工在偏遠地區為教育默默耕耘,自援建教室到助學,依據各階段的需求給予援助,猶如一場場及時雨滋潤著當地貧童;「我們相信,在志工的悉心呵護與陪伴下,給他們更好的環境,這群孩子的未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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