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歲的杜張瑤珍，出生於臺灣桃園，小學畢業後，和大妹被父親送至日本升學。

東京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後，她考上營養專業學校，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空襲一天比一天加劇，炸毀了位於澀谷笹塚的家，也炸毀了她就讀的學校。戰爭結束後，一家人搭乘美軍交換船返回臺灣。

她的父親張溫流，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四屆畢業生，在上村教授指導下，拿到博士學位。透過父親友人胡水旺教授的介紹，張瑤珍與臺大醫院耳鼻喉科醫師杜詩綿成為夫妻。

杜詩綿既是醫師也是教授，精湛的醫術並未讓他名利雙收。當時，醫師的薪水不高，有人私下收紅包來增加收入，但患者家屬送的紅包、謝禮，都被杜詩綿拒絕了，就算來不及推辭的，他也會在事後將紅包袋寫上「祝早日康復」，放進水果籃裏，原封不動回贈患者。

婚後，專心相夫教子的杜張瑤珍搖搖頭笑著說：「他實際上就是公務員，那分薪水要負擔四個小孩與整個大家庭，所有開銷都要精打細算，日子過得很儉樸。」

記得結婚前，母親曾提醒她：「嫁醫師教授，一生穿破衣。」她想了想，以「內心豐富就好，金錢沒有關係」安慰自己，每個月拿到先生的微薄薪俸，都會先計算用度，以育兒支出為優先，餘額才作生活費用。

原本十指不沾陽春水，婚後開始學習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再加上上有公婆，下有六個小叔、兩個小姑，杜張瑤珍回想起來，還是忍不住感嘆一聲：「以前很辛苦啊，照顧一大家子，真的不容易。」

女兒杜芸芸補充說：「我們家是很清楚的男主外、女主內，爸爸基本上是不管家裏的事，從小到大，照顧我們的都是媽媽，就連我們小學升初中了、幾歲了，爸爸也常常弄不清楚，他真的很忙，看診、教學、做研究，回到家都很晚了。」

杜詩綿擔任臺大醫院副院長期間，曾協助國泰醫院、長庚醫院的建設，也幫忙介紹所需的醫師，後來被請託協助慈濟蓋醫院時，杜張瑤珍以為他對慈濟醫院的熱心支持，應該也僅止於提供建議、推薦醫師。

夫妻倆都沒有想到的是，杜詩綿後來竟成為花蓮慈濟醫院的首位院長。

在接任院長職位前，杜詩綿已是肝癌末期，醫師評估他可能只剩下三個月生命，因此接到證嚴法師的聘請時，他很驚訝地問：「難道師父不知道我身上有顆炸彈嗎？」

法師以自己也有心絞痛來鼓勵他：「不只是你、我身上有炸彈，生命無常，只在呼吸間，不一定是有病的人先走……」

杜詩綿思量再三，最終同意出任花蓮慈濟醫院院長。他對法師說：「我要薪水一塊錢，到東部去，對我而言是義不容辭的事。」

原本也對先生的身體狀況憂心忡忡，可是一想到慈濟醫院成立的初衷，杜張瑤珍從擔心變成鼓勵，她對杜詩綿說：「有生之年，即使只有一天，有這個機會，我們就盡力去做吧！我會陪你一起去花蓮。」

她當時心裏想，就算是最後一天，也要陪在他身邊。

「師父為什麼大膽地聘用一個癌症末期病人當院長？師父認為，他是個有大弘願的人、願意為眾生服務的人，所以要讓他有機會在生命的最後繼續付出。因為這個決定，我先生多活了五年。」杜張瑤珍有說不出的感恩。

花蓮慈濟醫院啟用後，杜詩綿每週都在花蓮與臺北之間奔波，還要參加各種醫學會議，號召更多有志一同的醫師來東部服務。

在忙碌的日子裏，他們很有默契地不去提起、或者說根本沒有想起罹癌這件事，杜詩綿不曾露出疲累的樣子，而杜張瑤珍也展開輕鬆笑容面對他。

只有一次，夫妻倆牽手出門散步，杜張瑤珍忍不住開口說：「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不要太累，不管怎麼樣，你……都不能丟下我一個人，如果你不在，我會迷路的。」杜詩綿沒有說話，只是微笑地握緊她的手。

杜張瑤珍回憶：「在花蓮這幾年，雖然很忙碌，卻是我結婚以來最快樂的時光，沒有其他人、其他事，就只有慈濟事和我們兩個人，感覺像是度蜜月一樣的幸福感。」

她眼中帶著光，含笑而懷念。

只是幸福時光終究有結束的一天，杜詩綿往生後，杜張瑤珍覺得自己像是被丟進了荒蕪的沙漠，日子剩下恍恍惚惚，出了門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買了一堆先生喜歡的蜜餞，才發現那個喜歡吃的人不在了……

「我很笨，但他不曾嫌棄過，不論什麼事，都會讓我先去嘗試，即使明知這樣做是錯的，他也會耐心讓我去試。不只是對我，他教學生也一樣，總是盡量讓大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自我磨鍊，而不會有所限制，這是我覺得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那個被她當成重心的人，已經變成一張黑白照片，她的心忽然就空了……「他臨終前都沒有對我交代什麼，是不是知道我一個人不會過日子，是不是不放心我？那這樣，他應該很快就會來接我吧！」因為這麼想，杜張瑤珍的心反而安定了些，不再茫然，而是有所期待。

其實，不放心她的人很多，「師父常常讓志工邀我回靜思精舍，師姊們也會來關心我，女兒更是時常來陪伴。」

杜芸芸說：「媽媽和爸爸感情很好，我們很擔心她一直消沈下去，嫁到日本的妹妹才生產不久，就請媽媽去日本幫忙照顧孫子，我們盡量不讓媽媽一個人留在家裏。」

一去日本，杜張瑤珍照顧孫子的空暇之餘，也常支援慈濟東京分會的志工活動。那時東京分會剛成立，除了固定煮熱食分送給遊民，也提供遭逢意外或生病的華人旅客協助。

杜張瑤珍就把這些志工紀錄翻譯成中文，回臺灣時向證嚴法師報告，法師鼓勵她將紀錄編成月刊，方便向日本人介紹慈濟。

那是一九九六年，她七十歲，覺得做一本日文月刊責任太重，不敢承擔，但無論她再怎麼謙辭，仍然被委以重任，成為慈濟外語隊日文組組長。這個因緣，將她的人生徹底轉變。

「當時日本分會的確是很需要有日文的相關文章來介紹慈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師父不希望我沈浸在失去伴侶的悲傷中，想幫助我走出來，不管如何，師父既然認為我做得到，那我就盡力去做。」

日文組從無到有，日文月刊從創刊開始，杜張瑤珍投入了繁忙的草創期。

「我曾以為先生很快會來帶我走，也一直在等待，後來才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因緣。他的因緣結束了，走之前還心心念念著慈濟的事，那麼既然我還活著，就要好好地活，要把他惦記的慈濟事，繼續做下去。」

曾經，因為伴侶往生，恍如掉入茫茫大海，找不到上岸的地方，杜張瑤珍說慈濟就像一艘大船，把她從茫茫大海中撈起，她決定帶著先生無私的愛，坐上這艘大船，全心投身其中。

除了帶領日文組，杜張瑤珍也協助接待訪問慈濟的日本人，帶領慈濟教育、醫療志業體同仁赴日本參訪。九二一大地震時，協助從日本遠道而來幫忙的義工……

當年對先生說「不要丟下我一個人，如果你不在，我會迷路」的脆弱女子，如今在領團帶隊時，將一切行程安排的井井有條，不曾迷路。

回想從前，她在三十八歲學會開車，天天接送先生到臺大醫院，並且協助接待先生的日本友人，可見得她不是沒有處事的能力，只是積蓄的潛力在加入慈濟後被激發了出來。她從家庭主婦的角色裏走出來，成為許多志工口中讓人信賴依靠的杜媽媽。

而這些改變，她認為是佛法的力量，安定了自己的心。尤其是翻譯工作，遇有佛學辭彙往往需要大量查閱佛學辭典，大女兒更是她的善知識，經常討論、分享，加深她對佛法的理解。

除了在慈濟做志工，杜張瑤珍也加入臺大醫院緩和病房的義工行列。「緩和醫療能幫助病人減輕痛苦。先生往生時，臺灣還沒有這樣的醫療方法，所以當臺大醫院設立緩和醫療後，我就來這裏陪伴癌症病人和家屬。」

「曾經，有一個年紀很大的病人想要洗澡，家屬又不在，我和義工們就協助她，結果洗澡的過程中，她往生了……那時我不覺得害怕，反而感到心很安，雖然我不是她的親人，卻能感受到她往生時的安詳與平靜。」

醫療志工的服務，生與死都像是一面鏡子，每一個過程都是學習與反思，杜張瑤珍認為自己也在學習面對生與死的態度。

印象最深的有兩例：一位五十多歲的男病患，對死亡特別恐懼，每當家人或看護稍微離開一下，就一定要志工陪伴，不敢一個人；另一位四十多歲的女病患，經常面帶笑容，即使病苦折磨，也盡量抱著歡喜的心情看待。

「這些例子都是我學習生死的鏡子，也讓我更明白佛法所說的無常。」

歲月來到七十歲時，杜張瑤珍就感覺體力大不如前，對於「無常」的體會也就更深，特別希望乘著腳還走得動、腦子還靈光時，多做點事。

「愈是年紀大，愈覺得做事要及時，否則怕沒機會了，其實早就忘記自己到底幾歲，只知道有機會、有力氣，我就多做一點。」

時間，一步步推移，轉眼間，杜詩綿自一九八九年過世至今，已經三十多年，杜張瑤珍帶著先生的愛繼續在人間前行，不停歇，走著走著，隨著佛法一遍遍滋養心靈，也愈走愈輕鬆安然。

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她，如今九十八歲了，她的眼中依然帶著光，智慧而溫暖。她微笑地說：「能活多久不重要，能做多少事才是真價值。師父常常提到輕安自在，我現在就是這個感覺。」

二〇二三年歲末，年近百歲的杜張瑤珍（上圖）仍固定出席每週二的日文組讀書會。女兒杜芸芸（下圖前排左一），退休後即專職陪伴母親，也是日文組成員。（攝影／蕭耀華）

只要把媽媽照顧好

口述／杜芸芸

我母親從前是急性子，例如經過路口時，如果綠燈還剩下十秒，她會選擇衝過去，出門旅遊，也習慣性帶隊走在前面。

廚房是媽媽的地盤，我們平時若進去，她會本能地緊張。有一次，我走進廚房，才剛打開瓦斯，她就跑過來問：「你要做什麼？」

因為她是家庭主婦嘛，我父親長年都很忙碌，母親就像母雞護小雞一樣，已經習慣要照顧保護整個家。

父母都加入慈濟後，我發現他們特別忙碌，爸爸在開會，媽媽也在開會，每次要找他們，就覺得怎麼一天到晚都在開會……（哈哈）

五十七歲，我就退休了，那是二〇〇七年，我開始參加日文組的共修，也專職陪伴母親快二十年，後來還加入慈濟志工的培訓行列。有一次回花蓮尋根時，要上臺發表心得，我把準備要講的話寫了一張小紙條，結果被師父一句話打亂了，忘記要講什麼。

師父說：「我等你很久了。」

意思是我終於進來慈濟做志工了。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因為沒有什麼專長，不知道做志工能幫忙什麼。」

師父就說：「你只要把媽媽照顧好，就可以了。」

父親往生後約一年左右，母親都不太願意出門。很感謝有日文組，不論是做日文月刊，還是接待日本人當隨行翻譯等志工活動，都幫助了母親走出悲傷，生活充滿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