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鳴菩薩在第四次結集中主要負責文句的推敲、修訂和書寫工作，因此有幸接觸到了幾乎所有的部派佛教典籍以及佛陀所說原典；可以說，在這次結集的數年中，馬鳴菩薩幾乎通讀了經、律、論三藏，對於馬鳴菩薩佛學知識的積累是一個巨大飛躍。可以想見，在這次長達數年的結集中，馬鳴菩薩對佛典的掌握更為全面，理解得更深刻，思想也更加成熟，為其日後弘揚佛法、興論造宗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這次結集中，最重要的一部經典是一切有部的巨著《阿毗達磨毗婆沙論》（也稱為《大毗婆沙論》）。馬鳴菩薩全程參與了其文字修訂工作，由此對於歷代高僧對於佛經的注解詮釋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這也為他以後寫作《大乘起信論》埋下了契機。

《大乘起信論》不同於一般的對佛經進行注釋的論著，主要闡發了馬鳴菩薩對大乘佛法的理解，對於小乘佛法到大乘佛法的流行轉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馬鳴菩薩因此也被認為是興論造宗的始祖，後世高僧對論著也更為重視，馬鳴菩薩甚至被認為是大乘佛法時代的重要開創者。

結集完成之後，馬鳴菩薩對於佛教教義的掌握已相當精熟，他便開始創作諸多佛教經論，先後寫出了《大莊嚴論》、《尼乾子問無我義經》、《六趣輪回經》、《十不善業道經》、《大宗地玄文本論》、《甘蔗論》、《大乘起信論》等論著；其中，《大乘起信論》和《大宗地玄文本論》是佛教界公認的大乘經典，馬鳴菩薩在教內教外的聲譽也因此達到了頂峰。

《大乘起信論》無論對天竺還是中土漢地的大乘佛教發展，都產生了重要作用。馬鳴菩薩在參與第四次結集之後，綜合一百多部大乘經典的精髓要旨，為了方便大眾學習，耗盡心血地寫就一部《大乘起信論》。這是將非常深廣的大乘佛法，通過簡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方式表達出來，從而讓初學者能夠很快進入大乘佛法之門。

就大小乘佛法而言，馬鳴菩薩所在的時期是佛教小乘佛法時代向大乘佛法時代過渡的重要時期，馬鳴菩薩對於大乘佛法時代的開創居功至偉。

關於佛教「大乘、小乘」的區別，從佛教的歷史發展來看，釋迦牟尼佛在世以及入滅之後的一段時間，被稱為「原始佛教」時期。之後三、四百年時間，佛教在古天竺各地流傳的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一些變化，不同的法師在弘揚佛法時往往結合當地的社會和文化背景進行宣傳，於是就產生了「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分為兩大部分，比較保守的稱「上座部」，比較開放的為「大眾部」。部派佛教有廣度眾生的內容，並非僅關注個人解脫，但總體上來說非常重視個人解脫；因此，部派佛教便被後來的大乘佛教評為「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思想大約在釋迦牟尼佛入滅後五百年開始流傳，與小乘的重要區別是強調「發菩提心」，廣度眾生而不只是為個人解脫，強調「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究其本源，大乘、小乘都是釋迦牟尼佛傳下來的佛法，只是根據眾生機緣不同而隨機說法，其宗旨都是教導人們通過佛法修行、進而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通過般若智慧獲得解脫。

從本質上來說，以部派佛教為主的小乘佛法也是釋迦牟尼佛傳下來的佛教正法。不過，小乘佛教雖然也強調度化眾生，但是往往偏向於自我解脫；大乘佛法雖然也強調自我解脫，但更多是將自我解脫與度化眾生緊密聯繫起來，唯有發大菩提心、普度眾生才能真正自我解脫，才能究竟成佛。

在從小乘佛教時代向大乘佛教時代過渡的過程中，各種分歧、異議層出不窮；為了統合這些分歧和異議，所以才有第四次結集。馬鳴菩薩通過結集的參與，深刻領會到大乘佛法的真諦，也深刻認識到小乘佛法與大乘佛法的內在一致性，由此創作了《大乘起信論》，為小乘佛法向大乘佛法的轉向提供了理論說明。

在後世學人看來，馬鳴菩薩是結束佛教「小行大隱」時代，開闢「大主小從」新時代之高僧。「小行大隱」時代，指的是佛陀入滅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小乘佛法佔據主流地位，大乘佛法只能隱沒、難以彰顯的時期；「大主小從」時代，則是指大乘佛法佔據主流地位、小乘佛法成為附庸的時期，這一時代普遍認為是從馬鳴菩薩開始的。馬鳴菩薩在佛教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自大乘佛法在印度興盛之後，隨著中國僧人的西行求法，大量佛教經典被翻譯到中土漢地。大小乘佛法與漢地風土文化相結合，漢傳佛教八大宗派陸續產生。當釋迦牟尼佛所傳正法在印度幾乎滅絕之時，佛教在中土漢地卻日益興盛；於是，中土漢地逐漸成為實際上的世界佛教中心。通過漢傳佛教的方式，佛陀正法在中土漢地得到了繼承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