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溪河畔的孩子長大了
◎撰文．葉子豪 攝影．林炎煌
八歲基達尼（Zidane Kusuma Wardana）的家，位於鐵路邊；四年前因為用藥傷害，基達尼全身癱瘓肌肉萎縮，體重只有九點六公斤，膝關節甚至比大人的手腕還細，是名副其實的骨瘦如柴。
這一天，慈濟志工接送基達尼就醫，媽媽抱他上休旅車與眾人同行，爸爸蘇洛多（Suroto）則騎摩托車跟著去醫院。
「請問您怎麼發現他的病？」「起先是不能走路，然後……」同行的印尼大愛臺文字記者哈善（Hasan Basri），把握共乘的時間，請基達尼的媽媽漢妮（Heni）簡述孩子發病至今一家人走過的歷程，為即將在醫院裏進行的採訪預做準備。
「我們從二○一一年開始接受慈濟幫助，我先借錢付醫藥費，然後再拿收據給慈濟請補助款。」行在高樓如林的鬧區，身陷走走停停的塞車陣，漢妮與哈善談了一會兒，基達尼忍不住病痛號啕大哭，志工們無計可施，只能陪著母子倆掉眼淚。
好不容易到達醫院，小兒科醫師立即為他測量身高體重，進行各項檢查；在醫師診治的同時，哈善拿起麥克風，會同攝影記者進行採訪。為了拉近與受訪者的距離，身高一八○的他不顧旁人眼光，雙膝一彎跪在基達尼爸媽的面前。面對誠懇的哈善，夫妻倆侃侃而談，說到激動處，爸爸蘇洛多忍不住流下男兒淚：「謝謝慈濟，希望基達尼能快點好起來。」
早上，完成了病童及家長的採訪；午後，哈善偕同慈濟影視志工，一行人來到老子街（Jalan Lautze），拍攝慈濟房屋扶困計畫的交屋典禮。拿到慈濟人贈予的大門鑰匙，獲得新房屋的火災受災戶喜上眉梢，攝影機的液晶螢幕上，盡是一個又一個笑臉。
一天之中，幾個小時內，病之悲苦與喬遷之喜接連上演，這一切，哈善記在紙上，也存在自己的記憶裏，「我對每位個案都很有感受，但讓我特別感動的，是那位媽媽不放棄的精神。」
童年紅溪苦樂參半
哈善二○一二年二月畢業於以薩溫故大學（Esa Unggul University）傳播系，但早在前一年的十二月就進入印尼大愛臺當記者；在新聞團隊中，他的報導路線是慈濟志工活動，經常訪視窮苦人、跑醫院探病。
儘管看了不少令人鼻酸的人間苦相，但二十五歲的哈善並沒有變得多愁善感或憂鬱，相反的，個性隨和，甚至有些大而化之的他，總能在緊張忙碌的辦公室帶動輕鬆活潑的氣氛。有時戴個沒鏡片的黑框眼鏡改變造型，或是拿瓶飲料拍「類廣告」與同事分享，善於製造無傷大雅的小趣味，讓哈善成為同事眼中的開心果。
而這種「苦中作樂」的創意，或與那「苦樂參半」的童年有關。哈善與其他同年齡的大愛村子弟一樣，對垃圾滿坑滿谷的紅溪河岸印象深刻；大多數人講起那些年，多半會興起不堪回首的感慨，或是想哭的衝動，但對哈善來說，紅溪河畔的生活其實還蠻有趣的。
爸爸和祖父母、叔叔、伯伯們住在雅加達紅溪河畔，而媽媽的娘家則在西爪哇的卡拉旺縣（Karawang），因此小時候，哈善與哥哥、姊姊及兩個弟弟，經常在兩地來來去去，「這兩個地方我都喜歡。在卡拉旺，晚上七點就一片靜悄悄，而紅溪河邊，到了晚上九點還是人很多很熱鬧。」
對愛玩的小孩來說，有如「不夜城」的紅溪河畔，顯然比日入而息的鄉村地方有意思多了。曲折擁擠的巷弄，提供了不少藏身處，讓哈善與堂兄弟姊妹們白天玩躲貓貓，太陽下山後繼續「夜遊」，或是找個隱密角落，幾個小孩聚在一起講鬼故事，嚇得大家緊張兮兮的。
孺子不識愁滋味，紅溪河畔的髒與亂，無礙童年的歡笑，但講到淹水，那可一點也不好玩。
「趕快起來，把東西搬到上面去！」哈善曾在半夜水淹家門的時候，被叫起來搶救家當，一旦碰到淹水，那個晚上就別想睡了，只能聽著蚊子的嗡嗡聲，半夢半醒到天明。
雅加達「世紀水患」侵襲當時，哈善人在卡拉旺，沒有陷入險境，但爸爸及祖父母都成了受災戶，之後慈濟人來訪視，把他們列入拆遷名單中，「那時我讀初中一年級，媽媽聽說大愛村有學校，就把我轉學到那裏。」
上班當記者下班做志工
搬進大愛村後，哈善也成為慈濟大愛學校初中二年級學生；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師長以身作則，而且老師們總是準時進教室，甚至提早到，無形中也影響他養成守時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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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在採訪癱瘓病童基達尼時，哈善放下身段跪在病童的媽媽面前訪談。家境不寬裕的他，在獎學金和慈濟助學金資助下一圓記者夢，記錄人間苦相與善行。 |
「老師就住在大愛村，如果課業方面有不懂的地方，晚上可以到老師家求教。像我就常常去找數學老師。」哈善因為成績優異品行良好，還曾獲選到臺灣參加慈濟教育年會的交流活動。
哈善初中畢業時，校方還沒有成立高中職部，他與同學到外面的學校就讀，可是母校的老師依舊願意協助：「像艾格（Eko）老師，就為我們開一個電腦班。」除了加強課業，「高中時我還是常用靜思語來勉勵自己，而且更懂得感恩惜福。我感恩很多老師，還有慈青學長幫忙我。」
因為想要當記者，哈善選擇傳播系就讀，並以優秀成績申請到學校的獎學金，和別人動輒五、六百萬盾（約新臺幣一萬五千元到一萬八千元）的全額學費相比，哈善只需自付兩百多萬。但對收入不高的一家人來說，打了對折的費用還是不小的負擔，所幸哈善又獲得慈濟三年半的助學金，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全心投入課業。
「如果慈濟沒有幫我的話，我得要先工作一年才能繳學費。」獲得學士學位的哈善，在擔任記者工作有收入之後，每個月撥出薪資的百分之五，一點一滴回饋給慈濟。
除了出錢，在大學時期就加入慈青的他，目前也以畢業慈青學長的身分，帶領大學生做環保，參與訪視發放，經常為此奉獻難得的休假。雅加達的畢業慈青學姊黃美賓讚歎：「哈善很努力做慈濟，還曾發起名為浪潮（Waves）的勸素宣導行動，意思就是吃素救地球（We Are Vegetarian & Earth Saver）。」
對哈善來說，當志工提攜慈青的後進，不僅是自利利他的學習成長，也是實踐對證嚴上人的承諾。
「回花蓮見上人時，上人告訴我，希望下次來臺灣的時候可以用中文溝通，所以我現在和大愛臺同事揪團補習中文。」二○○四年到臺灣時聽見上人的勉勵，哈善到今天都還記在心裏；在臺籍老師教導、華人同事協助下，精進的他程度已不遜於中文系學生，甚至能為自己「正名」。
「我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哈善』，這和我的印尼文名字比較像。」對樂於付出的他來說，「哈善」這兩個字，可謂「實至名歸」。
初中老師資助大學學費
大愛村子弟用心學中文的還不只哈善，就讀阿拉扎大學（Universitas Al Azhar Indonesia）三年級的余德瑋，也趕上中文熱潮。乍聽這個名字，會以為「他」是個急於追本溯源的海外華裔男子，實際上「她」是不折不扣的印尼原住民女孩。
「我的印尼文名字叫Dewi K Rahayu，所以老師幫我取名『余德瑋』，這個名字和我印尼文的名字比較接近。」為何選讀中文系？余德瑋表示，中國是世界大國之一，「如果我會說漢語，我就可以和他們……嗯……交流。」
由於就讀的學校和福建師範大學合作開設「孔子學院」，余德瑋經常接觸中國大陸來的老師，耳濡目染之下，她的中文遣詞用字帶著不少大陸內地的慣用語，「搬到這裏，我覺得很高興，我們的生活水平更好。」
對於二○○二年的世紀水患，她年紀小，沒有多少印象，但記得紅溪河畔很髒亂，而且蚊子很多；搬進大愛村之後，環境乾淨整齊，難能可貴的是慈濟大愛學校老師無所求的付出與關懷。「二○○九年我考上大學，但到二○一○年才真正入學；期間我在商場、市場打工賺錢學費，加上卜克力（Bukhori）老師給我一百五十萬印尼盾（約臺幣四千五百元）……」
對於老師的資助，余德瑋十分感恩，那時她已從慈濟高職部會計科畢業，而卜克力則是她讀初中時的伊斯蘭教老師。「德瑋的爸爸是司機，收入少且工作不穩定，父母供不起她讀大學，於是我們就幫助她。」談起往事，卜克力記得當時給她的助學金是一百七十萬盾，師生對金額的記憶有些許出入，但不管是一百五十萬還是一百七十萬盾，對於靠打零工維生，收入僅能糊口難有積蓄的家庭來說，都是難以承受之重。因此老師籌來的助學金，對余德瑋來說可謂及時雨。
「我看重的是她的態度，我想要栽培她。」談到這位刻苦向上的學生，卜克力不免有些感慨，因為他和朋友所資助的學生多達八十多位，從小學到高中都有，但堅持上大學的人少之又少；余德瑋入學後精進不懈怠，不僅以漂亮的成績申請到獎學金，也通過了「中國漢語水平考試」第三級的檢定，已經達到可以在中國獨立生活，無須他人翻譯協助的程度。
「我希望將來可以當外交官，在中國工作，得到高工資幫助爸媽。」談到想要從事的職業，余德瑋語帶興奮，彷彿不久之後，就要代表國家，出使炎黃子孫的邦國。儘管當下的她，距離自己的第一志願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但蒸蒸日上的中文能力，以及奮發向上的積極態度，已給了她一個好的起跑點。
準英文老師提攜後進
和學中文的余德瑋一樣，烏蜜（Umi Farida）對未來也有自己的想法；就讀英語教育系大四的她，再過幾個月就要實現當英文老師的夢想。「現在先到一所公立初中去當實習老師，同時在寫論文，預計二○一三年三月畢業。」對烏蜜來說，畢業前的日子是緊張而忙碌的，因為兼顧兩個學校的教與學，同時扮演教師與學生的角色。
從坐在臺下聽課，被老師打分數的學生，到即將站上講台授課，成為給分數的老師，烏蜜最初的願望並不是為人師表，只是一分對英文的興趣，引導她走向英語教學這個「雖不中亦不遠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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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會計老師悉達多（右），把休息時間、居住空間捨出來，輔導有心加強課業的弱勢學生。即將成為正式英文老師的烏蜜（中），也應昔日老師之邀加入課輔行列，幫助學弟學妹提升英文程度。 |
「我本來就喜歡英文，會去念那所學校，是因為想當導遊。」二○○五年夏，烏蜜從慈濟大愛學校初中部畢業，當時校方還未成立高中職，因此烏蜜和同屆畢業的哈善一樣，到大愛村外升學，最後到一間旅館學校就讀，希望打好語言基礎，學到觀光旅遊的專業，一圓當導遊周遊列國的夢想。
但是入校門之後，才發現理想和現實差距頗大，一年上千萬印尼盾的學費，讓收入不高的父母背負債務，遙遠的通學路途，低落的教學品質，又讓烏蜜大失所望。一年之後，慈濟大愛學校成立高職部，她趕緊回到母校，重新從高一讀起。因為初中時數學成績很好，老師便建議烏蜜選讀會計科，但她對英文還是無法忘情，於是高職畢業後就考入桑柏那教育學院（Sampoerna School of Education）就讀英語教育系。
對於技職取向的高職生來說，跨領域考英文系並不容易，但烏蜜不但以優異成績考取，入學之後更是每學期都拿獎學金，讓父母不必為學費發愁。「慈濟大愛學校的老師關心我、鼓勵我，考前還幫我加強功課，找獎學金。」
經過三年多的進修，烏蜜已具備英文托福五百分以上的程度，開始以英語教學專業，與母校的老師合作，提攜大愛村裏家境困難、學業弱勢的孩子。
在會計科老師悉達多（Siddhatta Aryanada）的邀請下，她與另一位數學成績優異的畢業校友加入「教育志工」行列，合開了會計、英文、數學的夜間輔導班，在悉達多老師位於大愛村的宿舍，免費為有需要的學生指導課業。
「移動、可能、夜晚、美麗……」烏蜜與兩位學生席地而坐，一個字一個字地唸英文詞彙考聽寫，如果學生們因為不熟悉而停頓，她就像姊姊帶弟妹一樣，親切地指導講解，有時學生答不出來傻笑，她也會跟著一起笑。而年齡較長，經驗較豐富的悉達多，就會適時展現嚴肅的一面：「注意看！這個是借方，那個是貸方。」眼見學生有些分心，他板起臉孔拍地板，把學生的注意力拉回來。
「只要學生有需要，我就願意教，老師的責任就是這樣！」身為「與佛同名」的印尼佛教徒，悉達多以知識的布施落實了佛教喜捨的精神，而昔日學生的護持，讓這「不請之師」的菩薩行更加落實。
「如果我們沒有開班，同學們到外面補習，一個人一個月大概要花二十萬盾。」烏蜜約略估算了中學生課後補習的費用，那樣的負擔相當於私立學校學費，由此可見這個由師生合開的免費課輔班，的確嘉惠了弱勢的孩子，而那付出無所求的精神，是更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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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賺的錢不多，但已經很感恩了。現在烏蜜上大學，努爾哈珊娜（Nur Hasanah）結婚一年多，法第瑪（Fatima）回到他爸爸身邊了……」細數自家孩兒的現況，烏蜜的媽媽杜蒂（Tuti）得要花點時間，一個一個算，一個一個想。
母愛廣大的她，和丈夫艾迪（Edi）收養了眾多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一大家子走過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九八年大暴動的艱苦時期，在二○○二年大水患中失去所有，直到遷入大愛村，才第一次住進「牆上有門，門上有鎖」的房子。可想而知，烏蜜的童年，經歷了多少難以言喻的苦日子。
但就像生命力堅韌的種子一樣，一旦脫離惡劣環境，落在肥沃的土地上，就能把握因緣向上成長。二○○三年八月，金卡蓮慈濟大愛村落成啟用，印尼總統梅嘉娃蒂蒞臨，視察義診中心及學校，並走入杜蒂一家人位於一樓的新家，了解居民們的生活環境。
元首的到訪帶來好兆頭，但往後的日子，還是要靠自己努力；資質不錯的烏蜜，把握進入慈濟大愛學校的因緣，用功讀書取得好成績，得以於二○○四年通過學校甄選，來臺參加慈濟教育年會的交流活動。直到今天，家裏的牆上依舊掛著她與證嚴上人，以及南非慈濟學校同學的合影；那懸掛八年卻依舊清晰的照片，更是杜蒂與艾迪倍感光榮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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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余德瑋（中）與烏蜜（右二）同為慈濟大愛學校商科生，憑著對語文的濃厚興趣，畢業後分別就讀中文系及英語教育系。以技職生背景跨考大學，接受他人幫助的同時也自立自強，印證靜思語「有願就有力」。烏蜜的父親艾迪（左）、母親杜蒂（右），也對女兒的成長與有榮焉。 |
「我想先教兩年書，再去讀碩士。」面對即將展開的英文教師生涯，烏蜜做了一番「教學相長」的規畫。而就讀中文系的余德瑋，也有充實自我的打算：「我希望明年可以去中國一年，在福建師範大學學漢語。」
「我要幫上人招募更多志工。」哈善在致力記者本業及慈濟志業的同時，也計畫了未來進修的院所：「就是臺灣的慈濟大學啊！」
值此印尼「金磚時代」，這些教育程度比上一代高出許多的年輕人，擁有更多「出頭天」的機會，而他們在社會人文方面所能發揮的良能，更值得全球慈濟人與印尼人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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