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最早的編者】

◎撰文‧黃秀花  攝影‧林炎煌

民國五○年代，刊物的出版審查相當嚴格，
克難慈濟功德會剛成立，人力與資金都相當匱乏，
卻在幾位有志之士奔走下，功德會成立十四個月又六天，
《慈濟》雜誌在花蓮創刊。
從徵信出發，簡單而嚴謹，
字字句句心繫「慈悲」、「濟世」。

時光倒回四十年前，那是一個民風純樸、資訊不甚發達的年代。從台灣中部來到花蓮苦修的證嚴上人，眼見東部貧病者眾，發起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率先響應的是一群手挽菜籃的婦女，她們靠著口耳相傳、努力奔走勸募。

然而，一天存五毛買菜錢，累積善款的速度，非僅緩慢、且十分有限。這當中，有位在花蓮市區經營委託行、兼任《民聲日報》記者的女子，便想到要利用傳媒力量，將功德會行善的宗旨與濟世觀念廣布——此人即是慈濟第五號委員、法號「靜智」的陳貞如。在她大力推動下，促成慈濟第一本期刊的誕生。

四十年後，端坐在陳貞如開設於花蓮市區的佛教文物店，她輕推著鼻梁上的眼鏡，眼神緩緩飄向遠方，點點滴滴的回憶，就在她時而低頭沉思、時而舉目遙想，慢慢地拼湊出來……

每日省三十元辦雜誌：
陳貞如、靜慈出資創刊

一九六七年、功德會成立次年，陳貞如向上人提出「辦雜誌」的構想，一則可宣揚佛教的慈悲理念，再則也能藉此號召更多善士捐款贊助。

上人覺得立意很好，只是衡量當時功德會的狀況，再怎麼多做嬰兒鞋及匯集眾人善資，要應付每個月的救濟開銷，都屬勉強，遑論辦雜誌？

「師父，您請放心！錢的事我來想辦法！」陳貞如與同為慈濟委員的舅母吳玉鳳（靜慈）商議，兩人決定每日節省三十元、每月集資一千八百元，共同分攤刊物出版費用。

接著，陳貞如運用報社人脈，找上《中央日報》花蓮分部主任林志勝、《中華日報》特派員侯蔚萍及《中國時報》特派員溫煥元等人，協助辦理刊物的申請登記。

「這三人在花蓮都是有影響力的記者，因為他們出面，才讓執照順利辦下來。」陳貞如說，以當時戒嚴的政治情勢，刊物出版需受到嚴格審查，幸有這三位被花蓮媒體圈尊稱為「三仙老公仔標」的資深記者幫忙背書，《慈濟》雜誌才得以面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慈濟》雜誌正式出刊，敦請花蓮新聞界龍頭林志勝出任發行人、侯蔚萍擔任總編輯、《民聲日報》特派員李業漢兼任記者，陳貞如和吳玉鳳則分任社長、副社長，首期發行三千份。

談到創刊號的發行，陳貞如不禁回想起出刊前兩日的傍晚，她為了趕著將編排完成的文稿，呈請上人過目，一路從市區騎摩托車來到新城鄉，就在將轉彎拐進靜思精舍的巷子時，因無路燈視線不良，把一位老伯給撞倒了！

這一撞，不僅老伯瞬間倒地，她也被沉重的摩托車壓得脫不了身，油污溢滿路面。千鈞一髮之際，佳民派出所主管張榮財路過，立刻下車將兩人扶起，還攔了一部軍車載送他們到北埔的診所去救治。

等清好傷口、包紮完成，半小時過去了，陳貞如來到精舍已是一片闃黑；上人見她手腳纏著紗布，心疼地垂詢好一會兒。次日，當她拿著即將送廠印刷的版樣，來到新港街的記者聯合辦公室時，侯蔚萍見到她全身掛彩，脫口說出一句：「這是好彩頭啊！」

這一句好彩頭，如今果然應驗。《慈濟》雜誌四十年來歷久不衰，且發行量一度衝破三十萬大關，成為全台每期發行量最大的期刊。

對此，陳貞如不敢居功，反倒覺得在那克難之時，能夠出一把力，讓功德會的能見度增加，感到很欣慰。

雖然，雜誌由她出資負責編務僅三年多，隨後即轉入精舍進行編排，但陳貞如因常跟隨上人外出訪貧、記錄個案資料，仍常供稿給雜誌使用。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年左右，她和一群委員跟著上人全台訪視，當來到屏東探視一位患有烏腳病的貧民，一踏進屋內，惡臭撲鼻而來，很多委員都忍不住跑到屋外嘔吐；她因為要負責照相，仍努力憋住氣，觀看上人與其互動。

「我看到那人的傷口爬滿了蛆，還有蒼蠅在上面沾吸，真令人不忍卒睹！」陳貞如說，面對此景，大家都避之而去，唯獨上人不動如山，還用和緩親切的言語關心患者。那一幕，讓她感動極了！
 
義務編撰的靈魂人物：
侯蔚萍為月刊定調

若說，陳貞如是早期《慈濟》月刊的催生者，由她引薦義務協助編撰的侯蔚萍，則算是靈魂人物，舉凡社論、貧戶故事、委員小傳等，都有他的撰稿潤飾。

「《慈濟》雜誌，顧名思義，是『慈悲為懷，濟世為志』，但卻是廣義而非狹義，積極而非消極……」創刊號上的發刊辭，正是侯蔚萍徵詢過上人意見、深思熟慮後寫出的；而在最後一段「今後決不浪費一字一行，說那無益於人、無益於世的話；也決不違背主旨與用意，去做那無關潛移默化，無關『慈悲』『濟世』的事。」更為雜誌定調。四十年過去，現今的編者群仍對此奉行不悖。

提到侯蔚萍，陳貞如充滿感激：「他真是熱心的人！」她說，在當年功德會人力財力皆困乏之下，他卻願意挺身而出，義務幫忙編輯雜誌；而且所有志工撰寫的文稿，他都親自修潤及下標題，就連後來開闢的「委員小傳」專欄，最初也是他和李業漢承擔撰寫。

一九八二年四月起承印月刊的光文社印刷廠老闆林敏隆說，那時他幾乎天天開車到精舍，除了取稿外，也幫忙購置一些日用品；等來稿到一定數量後，他便拿去侯蔚萍位於清華街的住處，交由他修潤和下標。「侯記者的動作很快，傍晚拿給他的文稿，隔天一早就會通知我去取回，從不拖稿，真的很盡責！」

感恩侯蔚萍義務協助《慈濟》雜誌編撰，上人在每月出刊前，都會親自前往侯家關心出版內容和進度。侯蔚萍協助月刊編務達二十多年之久，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六年慈濟醫院啟業後。即使後來編務轉到台北，他仍常在所屬的《中華日報》上發表文章，傳遞慈濟訊息。

青年投入帶動年輕人：
張新舟用心寫出深味

除了侯蔚萍外，因採訪而認識慈濟的張新舟，也是《慈濟》雜誌早期筆耕者之一。

一九七五年，年輕的張新舟考上《更生日報》，來到花蓮任職。初出茅蘆的他，因無特定路線，便常到門諾醫院發掘題材；隔年，該院社工告訴他，有個「慈濟」功德會專做救濟工作。他便好奇地跑到精舍一探究竟。

這一去，竟被黏住了。因為認同上人行善理念，他便經常參加委員間的個案討論。

「印象中，那時開會的人都是女眾，只有少數幾位男眾，我年紀最小，大家都很疼我！」張新舟說，他既非委員、也沒參與募款，卻能受到那麼多人的重視和疼愛，著實讓他受寵若驚。

就連上人也很疼惜他，以「阿舟」相稱。有時一些位在偏遠地區、老委員到不了的個案，便委託他去做調查。張新舟記得，他都靠著一輛摩托車呼呼而去，最遠曾到鳳林和光復等地。

其中，令他最難忘的是，有次到鹽寮、蕃薯寮、月眉等地，那時道路尚未開通、到處散滿亂石，他騎著摩托車行走在木瓜溪的河床上，車子在顛簸路面上啵啵地叫，又近海岸邊，「風很大，好幾次都差點要翻倒！」

常跑訪視個案的因緣，讓張新舟體會到貧苦人的可憐，因此號召一些年輕友人，幫忙貧戶打掃房屋；之後，他還組織「炬光青年工作隊」，隸屬於功德會，定期前往育幼院、孤兒院、殘疾所等關懷。

幾年後，隨著工作調動及轉換報社，張新舟從花蓮、台東、台北，而後又轉回花蓮擔任《自由時報》特派員。儘管職務迭有變動，不變的是，他那分對慈濟的關心；特別是在他擔任《自由時報》花蓮特派員期間，只要處理到跟慈濟有關的新聞，他都會叮嚀記者們要格外用心。

手指寫到破還是照寫：
邱錫英留下寶貴史料

在花蓮慈院建院期間，因採訪慈濟而加入為月刊撰文的邱錫英，則是眾人眼中的「謙謙君子」。

「邱記者很誠懇，沒有一點傲氣。他很護持慈濟建院，幾乎全心投入為此事奔走寫稿。」一九八二年來到靜思精舍常住的德宣師父說。

德宣師父表示，最初他對雜誌編務可說是門外漢，幸好有邱錫英耐心教導如何編寫，還要他多看報紙、比較各種文章的寫法，才慢慢磨出了功夫。

德宣師父猶記得，當年擔任《中央日報》特派員的邱錫英，工作量很大，白天在報社發完稿後，一有空就會跑到精舍幫忙審稿和編輯；甚至一些其他人不會寫、沒時間寫的報導，以及委員小傳、榮董傳等，他也都會承擔下來；有次寫到手指破皮，包了紗布、戴上護套後，還是照寫。「從會務報導寫到建院報導，邱記者見證了慈濟的演進，也為慈濟留下很多寶貴的史料！」

在德宣師父眼裏，邱錫英簡直就是一位「沒問題」先生，只要上人交辦任何事情，他馬上處理：「師父，這沒問題啦！您已經很忙，這個我來做就好了！」

當年月刊的篇幅為六十四頁，其中徵信名單就占去三分之二篇幅，剩下三分之一，包括要摘錄印順導師《妙雲集》文章、會務報導、個案資料、委員小傳等，每月都要用心精算，才能完全符合篇幅所需。

一旦字數過多或短少，情況難以處理時，德宣師父就會通知邱錫英和負責排版的林敏隆，他們一人騎著摩托車、一人開車，立刻趕赴精舍討論。「我們三個人就像臭皮匠，拼拼湊湊，將問題解決。」

提到邱錫英的摩托車，跟他同一時期進精舍協助撰稿的慈濟委員靜淇，印象相當深刻：「邱記者的那輛老爺摩托車，騎起來嗡嗡叫個不停！」

當年在花蓮縣政府人事課任職的靜淇說，邱錫英戴著一副眼鏡、臉上常掛著笑容，是一位很和藹的長者；也因他的年齡與自己父親相當，所以她經常稱他「歐吉桑」！

「我和歐吉桑常相約進精舍，我負責寫、他負責編，合作愉快！」靜淇說，邱錫英的個性大而化之，但對文字的要求卻很嚴謹，他們常為了一個字的用法而仔細斟酌。當年他們在精舍趕稿的場景，至今仍常迴縈靜淇心中，只是她所敬愛的「歐吉桑」已不在了。

而上人在月刊創刊四十周年當天，也抒發懷想：「這位令人敬重的長者，如今雖已離我們而去，但重睹他的照片，腦海中仍浮現他的笑容，彷彿他的聲音還在我的耳邊迴盪……」

●

陳貞如、侯蔚萍、張新舟以及邱錫英等人，在慈濟最克難之時，無私地奉獻心力，為慈濟人文志業的初始，開創出一片天。如今侯蔚萍、邱錫英已離開人世，陳貞如進入花甲之年，張新舟鬢髮已漸轉灰白……但這段歷史卻不曾磨滅，會長存於眾人心中。

走過四十年的《慈濟》月刊，今日若有任何成就或貢獻，都需感恩前輩們的努力耕耘，因為有前人種樹，後人方能乘涼！

出刊日的盛事——裝封、打包
◎撰文‧黃秀花 

從最初的三千份，到後來的二十多萬份，
二十三年間，一份份帶著愛與感恩的雜誌，
就在精舍常住二眾親手細心打包中，
從花蓮寄送到海內外。

從創刊到兩百八十一期為止，長達二十三年的時間，《慈濟》月刊都是在精舍打包寄送；後來，隨著台北成立文化志業中心，才慢慢移轉過去。

「這當中，真是有甘也有苦！」功德會成立那年即到精舍擔任勸募組員工的劉文瑛說，每次出刊前，就是他們最忙碌之時，不僅事前要核對名單，把捐款者姓名、住址，一一刻好鋼板、印出名條；雜誌一送達，還要參與打包，通常一天內就必須完成，趕在郵局營業結束前寄出。

為了便於包裝，上人還特別設計加長型的封嘴，將雜誌放入信封袋，再把封嘴折入、插在雜誌中頁固定；如此不僅省時省力，也可免除黏貼，非常環保。

每當雜誌出刊日，靜思精舍常住二眾和花蓮的委員們就會聚集於中庭，圍著一大塊塑膠布，雙手不停地將月刊裝入信封袋。裝封、打包完成，便由德慈師父載到郵局寄送。剛開始發行量不大，慈師父還可以踩著腳踏車到郵局寄送，到了第二年，數量漸增，「每次寄送的數量，堆積起來比我還要高！」

為了方便載送，同時也將精舍自製的生產品外送販售，精舍買了一部摩托車，由德慈師父到監理站考照。當時慈師父還年輕，手腳靈巧，他小心繞過一排用竹子圍成的「Ｓ」型車道，一次考試便取得駕照。

德慈師父說，在機車後座裝載那麼多雜誌，必須有很好的平衡感和纏繞技巧，否則當時花蓮大多是石子路，路面凹凸不平，稍一轉彎或剎車，雜誌可能就會失去平衡而晃動。

等發行到六千份時，摩托車已載不動了，還好有位開設塑膠行的會員楊振隆很護持，每次雜誌出刊，他就開著小貨車進精舍幫忙載送；他常看常住眾為了包裝而忙碌，更發心買了一部自動打包機，此後不但打包效率加快，大家也不會再忙中出亂，或被塑膠繩打到手。

●

光文社老闆林敏隆說，他接手雜誌印刷時，發行量才一萬多份；到一九九○年移交台北時，已達二十一萬份。當時花蓮的設備早已無法負荷那麼龐大的印量，因此很早以前就已經轉包到台北印刷。

林敏隆每月北上，將月刊運回花蓮；他先走北宜公路、再接蘇花公路，一趟路總共得花費七個鐘頭；出發前，他會先電告精舍何時抵達，讓大家有充裕時間可以召集人手幫忙。

林敏隆還記得，當時包裝人數起碼有四十人，不僅精舍全員出動，許多花蓮委員也會放下工作來幫忙，就連上人也加入包裝行列。「那樣的場景令人感動，真的只有『克難』兩字可形容。」

因為參與印刷刊物，林敏隆見證了慈濟的演進；如今慈濟推出電子月刊，他相當贊同：「能減少使用紙張，就能少砍點樹、降低對環境的破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