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慈濟月刊第599期
201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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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而非教條──慈濟與傳統佛教

 

Richard Madsen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美國「復旦大學-加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翻譯資料‧文發處提供

慈濟依循傳統佛教,
創造了充滿慈悲的現代修行方式,
無論是否為佛教徒,都能在此令生命富足。
它所具備的普世價值,
對於改變當代的危機有重要的意義。

 

佛教教義是蘊藏大量教法的寶藏庫,其經文文字量超過《聖經》與教父學。許多學者深愛著文字,我也是其一;我們的本能傾向於專注文字並有系統地將它們整理成理論,但這個做法也可能對宗教產生誤解。

理論來自於對既成事件、行動的分析,而宗教的教法主要即是提供解釋。例如,佛陀目睹了無法脫離苦難的人們,遂離開他的王國,走進森林,加入苦行的群體,隨後轉往尋求中道,最終在菩提樹下證道。他的所作與他所證悟的宇宙間的意義,最終透過經文被闡述。

許多佛教宗門,長期以來辯論著專研教義抑或是在生活中實踐佛法,何者較為重要。由於行動包含了更多無法以文字完全闡述的意義,由這點來看,身為一位比較宗教學的學者,我認為「實踐」最為重要,學者及宗教信眾應該要超越教條,並思索如何以實踐來鞏固修行生活。

一般佛教的修行特點,是具有「開放性」,能夠持續開放地對所遭遇的情境變換詮釋,因而產生洞見,我們經常將之稱喻為「行經」(path)。修行者走上行經之路,無法全然預料這條路會帶領他們往什麼方向,儘管困難,卻仍努力與堅持。

在大乘佛教傳統裏,主要的行經之路,就是菩薩道,著重於實踐無限的慈悲。雖然慈悲修行的目標在於使眾生得離苦,即使尚未有效達成目標,修行者也未因此放棄修行,實踐佛法的行為已融入他們的身心,並體現了人人本具佛性。

慈悲的實踐,不論外行與內修,對修行者而言皆是日常必做之事。慈悲的實踐也沒有界限,菩薩會依據世界的變化,尋求新的方式來實踐慈悲。

 

善行的影響,
無法以效率計算

菩薩道實踐的觀念,引導了慈濟。證嚴法師最顯著的說法是:「做就對了!」不要只做純理性的探討,重要的是去行動。

慈濟遵循了佛教傳統實踐慈悲,而且是透過現代化的方式來實踐。這現代化的方式,是符合二十世紀太虛大師和印順導師的改革,以及證嚴法師加以擴展和融合。

中國從晚清時期,佛教的實踐已經與日常生活中的功利性經濟、社會和政治混為一談。佛教儀式往往只是為了籌集資金,而以慈善之名助人,也只是為了獲得社會地位或功德的手段。這種思想在社會和政治改革者的觀點裏,佛教徒往往被視為是無明的,或是不道德的。

重視佛教實踐特性的太虛大師,重整僧伽制度,將佛教與經濟和政治活動加以區分,並再入世,癒合貪、瞋、癡所造成的傷口,開啟每個人的佛性,讓這個世界變成一個充滿關懷、愛心的淨土。

佛教慈悲實踐的傳統,並非將人區別分類,也沒有尋求改變社會結構,而是專注於培養個人的慈悲心。菩薩道的修行者,會因為持續不斷地實踐慈悲而有所改變,由此生發了菩薩般的德行,也就是身體、思想和心靈的新習慣,這樣就能更充分地以愛心接受一切眾生,和明智地理解萬物相互聯繫的關係。

這些德行將改變一個人的整體人格,使人們不會只有片面的慈悲行為,例如對人從事慈善服務,但在家裏卻以不慈悲的方式做事或待人。

證嚴法師與其他在臺灣推廣「佛法人間化」的佛教大師們,正是以最先進的科技方法與最高專業標準的醫療保健、救災和教育,來確保慈悲慈善的工作願景,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慈濟的慈善工作強調「直接」,即施者與受者一對一的互動方式。當發放食物和衣物給受助者,慈濟志工是個別的、面對面的發放,如果情況允許,會和受者直接眼神交流,並鞠躬彎腰感恩對方。在慈濟的醫療和教育志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直接參與形式。

這種一對一給予的方式,在效率或成本效益方面,與許多非政府組織相比之下並不突出;但菩薩的慈悲並非以成本計算。與他人直接互動,從而引領施者與受者雙方擴大自己的思想與內心,更能不斷地開發完整的慈悲心。

 

踏出舒適圈,
愛親人甚至愛敵人

現代組織所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多元化」的問題。世界上為數眾多彼此相異卻並存的宗教和種族,時常導致了嚴重的衝突;這個潛在的問題,對於慈濟來說是好處,同時也是負擔。

慈濟不只在臺灣受到歡迎,並且延伸到亞洲多國。儘管在當地慈濟人還是少數,他們透過不斷的實踐與學習,更能夠適應現代世界的挑戰。以大慈悲心與大智慧來回應現實,以單純的道德倫理與廣大德行,為無處不在的苦難眾生帶來療癒與啟發。

無論在救災、醫療、教育服務或環境保護,慈濟絕對拒絕種族、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的歧視,也不是為了對受助者傳教;如果人們被他們的榜樣啟發而投身其中,慈濟人當然會很歡迎,但他們盡可能地去適應並尊重受助者的信仰。

我與慈濟志工一起去探望一位罹患愛滋病的貧困婦女,當他們注意到她是位天主教徒,所唱誦的歌曲不是佛教樂曲而是天主教聖歌。無論是面對受助者或培訓志工,慈濟和其他臺灣佛教團體整體的做法,是鼓勵他們朝向更好,而不是批評他們。

人們不應該只幫助家庭成員,而要幫助鄰居;不僅是鄰居,還有距離遙遠的人,包括那些可能被視為敵人的人。一位修行者將會超越自我的舒適圈。

南非慈濟人下鄉關懷。「經者,道也;道者,路也。」,「慈濟宗門」就是走入人群,行經鋪路。(攝影/蕭耀華)

這一原則推動著慈濟的全球化,在中國和朝鮮,還有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任何需要幫助的人們。擴大慈悲心的做法,不僅是一種務實的努力,更是一種精神鍛鍊;它使佛教徒的心靈和思想更為廣闊,能視整個世界為一個大家庭。

「慈濟」是一種依循著古典佛教修行的現代形式,即無須透過成為正式的佛教徒,也能執行。並非所有的慈濟人都是佛教徒,其中也有基督教及穆斯林的朋友們,他們無須受限於佛教的教義,也能實踐慈悲善行。

慈濟廣納來眾,凡是投入慈濟者,皆視為佛教徒;更正確地說,皆被尊稱為菩薩。菩薩們踏著令生命富足且豐滿的道路,在這條菩薩道的路上,與佛教傳統的源頭相互交織。

 

庇護心靈,
療癒貪婪、妄想和憤怒

是什麼樣的因緣,促使傳統佛教能在臺灣現代社會發展起來?未來又如何延續菩薩慈悲的慧命?有什麼樣的挑戰須要被克服?

在過去兩千多年來,人們永不止息忙於農作,並沒有所謂的社會空間來培養美德,僅能透過出家並加入僧院來達成。一般人對於佛教的實踐,也有著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想著奉行佛教實踐,以求得好處,並祈求在下次轉世時,能達淨土。

而當工作與消費是為了取得食物及基本的生存條件,相對來說,修行與淨化等宗教行為,僅能在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所謂的「安逸地」(relaxed field)也就是文化創造力發生的空間,才有機會產生。

在臺灣戒嚴時期,對於集會結社有所規範,人們有所顧慮。一九八七年解嚴後,人們感受到改革開放的自由氣息,開始尋求投入宗教修行,在那個年代,一些在家人投入的宗教組織於是蓬勃發展。

慈濟世界起源於當時一群花蓮的家庭主婦,雖不富裕,但有著滿滿的愛心,奉獻出空閒的時間,投入慈悲喜捨的修行之中。隨著社會富裕,人們不再汲汲於生存,更能自由且完整地發展「同情心」的美德。慈濟是對應這個新時代之下所產生的成果。

人們不需要成為比丘或是比丘尼,也能奉行菩薩道,也有機會進入「安逸地」;這樣的自由提供了靈性上的追尋,也讓菩薩道變得更引人入勝。

即使臺灣人不再需要擔心基本生存需求,但全球化浪潮、資本主義經濟所刺激產生的欲望,使許多人開始感到持續性的焦慮,也對未來感到毫無意義。

慈濟提供了一個達成人生終極意義與療癒焦慮的方式。慈濟志工在活動裏是那樣地具備風範,且讓人感到非凡的祥和寧靜;所承擔的活動,用心且和諧有序。這樣的氛圍,就如同在一般的寺院裏,卻不受到繁文縟節的限制。

佛教徒的中道觀,不但不否定一個已開發社會帶來的美好益處,甚至會把它們吸收納入。例如,慈濟靜思堂用美麗的鮮花和文物來裝飾,慈濟委員的制服簡單而優雅。

重建自然災害摧毀的房屋時,慈濟確保房子通風且舒適;援助受災民眾時,慈濟志工不僅給予食物和水,還親切地給予品質良好的衣物和物資。慈濟的慈善救援肯定了現代化的好處,同時也減少了人們逃難時所帶來的痛苦。

慈濟除了從經濟自由中受益,也因為臺灣政治自由而獲益,並提供社會一處心靈的庇護所。民主提供了臺灣開放成長的機會,但是民主往往導致憤怒的聲音,有時似乎偏向混亂。慈濟與黨派政治保持距離,其活動的和諧性經常能療癒因爭議性政治帶出來的貪婪、妄想和憤怒。與此同時,慈濟的慈悲修行,有助於提升公民的智慧,採取負責任的態度去對面民主生活。

身為穆斯林的約旦慈濟人,在發放過程中暫停工作,依循教規,尋找安靜處做禮拜。(攝影/蕭耀華)

組織龐大,
更要從錯誤中學習

慈濟和其他佛法人間化的佛教組織,給在家居士一個空間脫離現代社會所帶來的煩惱;同時也讓在家修行者再投入社會事務,致力使世界更美好。

慈濟人創意地結合自身的專業知識與佛教的精神,例如慈濟醫學院的解剖學課程,對大體捐贈者表達敬意和感恩,並利用先進的外科技術教學;其他的例子,包括慈濟人創意地投入多媒體教育,還有努力鼓勵環保回收,製造了非常有用的環保毛毯。這些都是過去出家人本身無法創造出來的現代範例。

慈濟的發展,給世人一個實踐佛學美德的平臺。慈濟可以說是傳統佛教重新迎合了現代世界。

過去的五十年,證嚴法師在臺灣特殊條件下,以明智且創意的領導方式展開人間佛教。然而,世界不斷在變化,實踐慈悲的風氣也跟著改變,我們要時時刻刻面對這些改變帶來的挑戰。

預測未來的方法之一是回顧過去。雖然佛教慈悲的實踐可以超越極限,它仍然會受到人們和制度的不完善所限制,例如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政治秩序的崩潰和專制統治者崛起,不但帶來社會動盪危機,也打亂佛教徒的心靈修行之路。

現今我們仍然必須顧慮這些情況所帶來的挑戰,特別危險的是不同宗教團體間的宗教狂熱思想,製造了各種矛盾。

此外,日新月異的科技,並未引領全球團結一致,而是製造可怕的衝突與對立;包括資本主義的貪婪、科技的妄想、軍事化的憤怒、種族間的仇恨,加上全球氣候變遷的反撲也正蓄勢待發。我們所經歷的巨大痛苦,在許多方面比起佛陀出生以來的任何階段,都還來得更廣、更深。

愈來愈多人信仰佛教,尋求生命寄託;但是當世間日益紛亂,人們只想找尋心靈寄託,而非落實慈悲來幫助困苦的人。這也為慈濟的發展帶來限制。

慈濟自一九八○年代起迅速發展,目前在全世界有數百萬名會員,眾多的會眾要如何修習心靈的深度慈悲?這對一兩千年前能夠全心投入修行的僧侶同等困難,對數以百萬計仍須工作與維持家庭的人,又該如何達成呢?即使新加入慈濟的人數可以超越過往,但卻不一定能學習到資深慈濟人的智慧。

此外,通常像這麼龐大的組織,很容易形成自有的文化,而忽略了外界的建議與批評,漸而偏向較於自信。在一個大型的組織團體中,難免無法照顧周全,無可避免要從錯誤中學習。慈濟近幾年在媒體上的爭議,不只是因為誤會所造成,真正的誤會是「慈悲理念的實踐」還未被社會大眾所理解。

以上的發表,並不是帶著悲觀的情緒,而是有著期待及希望。只要我所提及的問題能被審視,我們就能期待克服這些問題,讓慈悲的修行能持續並超越所有藩籬。就另一方面而言,現今世界存在著許多的苦,這些苦難正呼求著慈濟這樣的大型組織,期望能助他們脫離苦難。

 

慈濟結合現代科技研發各種賑災物資,其中多功能摺疊床「福慧床」,可供坐臥,運抵莫三比克後,提供遭遇水患而一無所有的貧民使用,不用再躺在冰涼地面。(攝影/蕭耀華)

重視共通點,
創造完美的共同空間

慈濟真正成功之處,並不在於志業發展及志工數量的成長,而在開發了適合現代人培養慈悲心的修行方式;而這方式所具備的普世價值,對於改變當代的危機有重要的意義。

這個世代的價值觀瀕臨崩潰,就如兩千五百年前的社會狀況,各宗教和思想家應運而生,如佛教、儒家、猶太教、希臘理性主義等,都是幫助人們尋求心靈的皈依;但在蓬勃發展之後,各宗教或理論通常是由古代帝國的財富與權力作為主導,造成分歧;有人認為,這分歧唯有透過再次心靈上的統一,才能加以克服。

德國著名哲學家和精神病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卻有不同的見解,他說:「唯有多元信仰能夠在歷史的交流中維持自由化,而不受限於統一的教義內容,才可讓世界秩序普遍化。」

也就是說,試圖在各個淵源已久的宗教之間,調和不同的信仰,這往往是徒勞無功的。但是如果不同信仰的人們透過身體力行,相互依存與團結,那麼就可以彼此融合。

佛教的慈悲和基督教的愛及伊斯蘭的兄弟會不同,然而它們的共通點遠多於相異處;這些共通點,正是一個完美的共同空間,能讓我們一起發展出祥和的世界秩序──轉世界為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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