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梯次慈濟賑災醫療團離開前夕，我們特地為參與慈濟醫療任務的尼泊爾醫師舉辦聚會，受邀前來的有巴塔普癌症醫院（Bhaktapur Cancer Hospital）院長牛巴尼（Dr. Prakash Raj Neupane）、蘇希瑪．寇瑞拉紀念醫院（Sushma Koirala Memorial Hospital）院長傑森瓦．釋迦（Dr. Jaswan Shakya）、馬達普醫院（Madhyapur Hospital）院長雷奎斯那．史瑞莎（Dr. Ram Krishna Shrestha）、巴塔普衛生保健中心醫師雷奎斯那．拉希瓦醫師（Dr. Ram Krishna Lasiwa）以及著名婦科醫師席拉．威瑪（Dr. Sheela Verma）等人；會中，播放人醫會在全球各地義診的影片和簡報，也介紹參與人醫會的成員。

臺北慈濟醫院副院長徐榮源提出要在尼泊爾成立人醫會時，只剩兩天時間來邀請大家，我很擔心醫療人員是否有空？是否願意出席？沒想到活動辦得很成功。

幾天後，我們即在比故修道院（Bigu Gumpa）於加德滿都暫居處，舉辦第一次以本地醫師為主的義診活動。

我曾在中國學中醫，但未曾在尼泊爾為人治療，看見來自新加坡的許貞華醫師，以針灸和艾灸為病人舒緩不適，我也很想練習下針，因此當她問我要不要試試？我立刻答應，並在她的指導下，當場為患者針灸。

其實，針灸對尼泊爾人而言並不陌生，只是沒有廣為流傳。一位眼睛無法打開的病患，在許醫師施以針灸治療幾天後，竟奇蹟式地張開眼睛，讓我印象深刻又震撼。許醫師回新加坡前，教了我很多高深的技術，並留下很多中醫藥品和針灸針。

經過兩、三次聯誼，尼泊爾人醫會的陣容愈來愈堅強，成員已經超過一百五十位，並以國際海鳥學院（Seabird International College）為固定聚會點。慈濟曾捐贈摺疊床、毛毯及急救箱等予海鳥學院，海鳥學院也多次提供場地作為慈濟發放據點。

時光飛逝，第九梯次賑災醫療團惜別會上，本土志工忍不住掉下淚來，這段時間的相處，大家已建立起唇齒相依的革命感情。心裏雖然依依不捨，但依舊含著眼淚、帶著微笑，真心相互感謝。

他們離開後，我感到非常孤獨和害怕——誰來領導尼泊爾志工？誰來告訴我們關於證嚴法師的開示？不只我一個人覺得悲傷，當地志工們也都有同樣的心情。

幸好，慈濟還留下兩位工作人員駐守尼泊爾，我們三人被形容是「超級英雄三人組」，共同創造了一個美好的工作環境，原來的空虛感轉換成一種強大力量，也感染到其他的志工。

我們計畫邀請尼泊爾人醫會成員參與義診活動，教育民眾勤洗手與分發衛生用品，並將籌畫中的工作向證嚴法師報告，讓他知道尼泊爾人醫會已經可以獨當一面，發揮慈悲心、貢獻所長了。

我的恐懼和孤獨慢慢轉為慈悲心和自信心，更加能心領神會慈濟的精神，而在內心植入了慈濟意識。

隨著第十梯次賑災團的到來，慈濟對尼泊爾的急難援助也暫告一段落，開始進入中、長期援助計畫。

經過五個月，與來自不同國家的慈濟志工學習後，我開始很想知道他們是如何得到愛的能量，並保持精神奕奕，難道光是靠慈悲心，就可以一直行善嗎？九月的國際人醫年會即將在花蓮舉行，我很高興拿到了邀請函，可以去證嚴法師居住的地方，看看這個慈濟人的家。

我等了十幾天，卻一直拿不到簽證，等拿到簽證時，人醫年會已經結束了，但是為了尋求心中的答案，我還是決定前往臺灣。

我先和即將離開臺灣的尼泊爾醫師們碰面，他們分享了參與人醫年會的收穫，每個人似乎都得到了啟迪，對在尼泊爾運行人醫會，有了更具體的想法，並迫不及待想要奉獻自己的力量，我們討論到深夜兩點才各自入睡。

第二天，我飛到花蓮，直接去靜思精舍參加一個分享活動。證嚴法師出現時，即使沒有說一句話，我仍能感覺到他對人的慈悲。法師一看到我就說：「尼爾醫師，你回來了！」我靜靜地走在他的右側，坐進禮堂的第一排位子。

我要求自己要學習所有關於慈濟的精髓，我告訴自己來到花蓮就像一個剛出生的孩子，請求法師像母親那樣教導我。法師笑了，並祝福我、啟迪我要好好學習，他要我把中文學好，並允許我去參觀臺灣六所慈濟醫院。

這段時間，我也拜訪了曾經在尼泊爾並肩合作的人醫志工們，大家都很樂意在最短時間內，幫助我了解慈濟。

返回尼泊爾後，我幾乎每天都會去慈濟辦事處，與志工一起參與規畫和設計活動，討論如何在尼泊爾註冊為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在法師指導下，我也涉獵援建學校、組合屋方案；其中，與其他組織建立聯繫及合作平臺，對我而言是最大挑戰。

我自知要學習的地方還很多，而分享我的學習給其他志工，並協調人醫會成員是我的首要任務。

時光飛逝，慈濟已逐漸在尼泊爾生根，並與其他組織建立了合作默契，進行慈善、醫療、教育等活動，推廣人道關懷。

慈悲的清流，來自人們的內心深處；希望帶來盼望，鼓舞了心靈，跳脫自私，串起每一個愛的連結，在佛陀的故鄉延展、茁壯。

（郭淑蓮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