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藍毘尼園裏，當年佛陀誕生時摩耶夫人攀扶的無憂樹，早已不復可尋，取而代之的是一棵古老菩提樹，而這棵樹已經成為藍毘尼園的經典標誌。（攝影／王嘉菲）

佛陀誕生在尼泊爾，
尼泊爾如今卻不是佛國，民眾普遍信仰印度教。
大地震後，
種姓制度嚴明的社會如何與國際救助接軌，
使受災民眾苦痛遍除，
正考驗著這個國家全體人民的智慧。

一九九四年在泰國曼谷舉辦的世界佛教大會會議中，當國際學者提到：「佛陀出生在印度……」尼泊爾學者立刻提出嚴正聲明：「佛陀出生在尼泊爾！不是印度！」此舉猶如當頭棒喝，打破了多數佛教徒牢不可破的「佛教即印度」的刻板印象。那一瞬間的觀念翻轉，至今印象深刻，而那恰好是我第一次應邀出席世界佛教大會與世界佛教青年會。

從我大學開始逐年翻譯完成的二十六本西藏佛教專書中，薩迦茶派法王‧究給赤千仁波切在《藍毘尼園的故事》一書指出，《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雜事分》中，佛陀所說降生、成道、轉法、涅槃等四大佛弟子必須朝禮的聖地，以誕生地藍毘尼園最為重要。如果沒有佛陀降生娑婆，就沒有所謂的降魔成道、轉動法輪等事蹟。因此，確實如尼泊爾學者所申明的，尼泊爾才是世界佛教的源頭。

懷抱著對佛教祖源的嚮往，以及拜見長老、上師的熱切心情，自一九九一年起，我於往來印度求法的行程之間，總是會刻意選擇經過尼泊爾多盤桓幾天。經年反覆來去，迄今算算少說二十多次，尼泊爾的宗教、風土民情之於我更有一分特殊的情感和理解，這些經驗，我也樂於和對尼泊爾有興趣的法友、弟子們分享，因此忝為友人口中的尼泊爾達人，內心其實深感榮幸。

雖然尼泊爾是佛教聖地，然而一般臺灣人對尼泊爾還是很陌生的。在我就讀博士班申請千里馬計畫時，當年國科會（現在的科技部）網站上，連尼泊爾這個國家的選項都沒有。還是我打電話要求新增，爾後計畫通過審查，才有了二○○六年在加德滿都大學的一年期海外研究，我因此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公費前往尼泊爾取經的臺灣學者。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尼泊爾大地震後，鄰近西藏山區的辛都帕（Sindhupalchok）是死傷最嚴重的災區；許多家住山上的佛教徒婦女，群集合十祈求平安。（攝影／安培淂）

尼泊爾佛教曾盛極一時

尼泊爾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窮、髒、亂。臺灣遊客經常發出這樣的疑問：信奉佛教的國家怎會如此？我想很少人知道，自一七六八年起，統一的尼泊爾王國就宣布以印度教為國教，並驅逐西方傳教士，禁止宗教改革，成為全世界唯一印度教國家，歷時長達兩百三十九年；一九六二年更進一步直接入憲──「尼泊爾是印度教王國」。直到二○○六年的尼泊爾議會，才廢除印度教為國教條款，走向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

即使如此，現今仍有近九成的尼泊爾人信奉印度教。所以，雖然佛陀誕生在尼泊爾，但尼泊爾卻不是佛國！而這令人遺憾的消息，其實已經是幾百年前的老故事了。

尼泊爾境內的喜馬拉雅山區本來就有許多雪巴（Sherpa）、達芒（Tamang）等舊藏族，一九五九年後的變局，造成更多西藏人聚居於此。而很多臺灣人來尼泊爾，大多都和我有一樣的原因，是為了尋訪或親近西藏上師，因此之故，可能造成了一般人的誤解而有尼泊爾佛教鼎盛的錯誤印象，其實那盛況早已鐘鼎毀棄，徒留歷史陳跡供後人憑弔罷了。

尼泊爾曾是印度佛教傳往漢地與西藏的中途站，公元九世紀後，印度、孟加拉等地佛教徒由於宗教紛擾，向北喜馬拉雅山區遁逃，反而使尼泊爾佛教盛極一時。

然而這盛況有著濃厚的過渡期色彩，隨著北印度那爛陀寺、超戒寺等幾個佛教主要大僧院被穆斯林所瓦解，尼泊爾僧團過去幾世紀以來極為仰賴的，與印度佛教之間的緊密臍帶，就被剪斷了。這導致十二世紀初期的尼泊爾佛教出家僧團嚴重弱化，繼而步入衰頹之境。

到了十二世紀末，馬拉（Malla）王朝將過去對佛教寺院的大部分贊助轉到印度教，更加促使尼泊爾佛教的沒落伊於胡底。

一三四九年，突厥的伊斯蘭教統治者入侵加德滿都河谷，將古老寺廟遠古以來積累的財產掠奪一空，也摧毀了所有佛像，佛教至此已經奄奄一息。外患加上內憂，馬拉王朝的賈雅斯蒂提國王，積極地以正統印度教徒自居，迫使殘存僅剩的佛教僧人全部還俗，使得原本就已式微的佛教出家寺院體系，終於在十五世紀初中葉後的尼泊爾徹底消失。這裏要強調一個重點，是的，尼泊爾佛教完全失去獨身不婚的出家傳統已經長達五百多年了！

一座位於加德滿都市中心的石雕佛像，如如不動地慈眼望向流動的人潮與鴿群。莊嚴的佛像及印度教神像，在喧鬧城市與偏遠地區隨處可見。（攝影／安培淂）

尼泊爾種姓制度與佛教

如今，尼泊爾的經濟窘境宛如亞洲的衣索匹亞。根據二○一五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的調查，尼泊爾是亞洲最貧窮國家，人均國民ＧＤＰ只有六百九十三美元。尼泊爾的窮，是地理環境與複雜的人為因素造成的。一般人很難想像，這個國家連貧窮也是有階級的。

像我這樣心軟的佛教徒，看到街上乞討的人總是不忍，尤其是那些懷裏抱著稚嫩幼兒的婦女與孩童。想到自己可能是他們多日來唯一飽餐的希望，設身處地的把自己換做是當事人，那麼乞丐再多，手段再惡劣，也不致於那麼令人厭惡了。於是我滿懷溫情地把剛剛餐廳打包的飯菜拿了出來，但是圍在眼前這一大群乞丐，卻沒人伸手要食物！原來，尼泊爾的乞丐不吃嗟來食！同行的西藏喇嘛連忙告訴我，種姓制度之下，不同階級的人是不能吃其他階級口水的。

好，那就只能給現金，自己去買總行了吧。但一個手抱嬰兒的婦女，對於剛到手的小鈔十分不滿，竟然一面搖頭，一面用英文反覆說：「One hundred dollars !」我以為我聽錯了，旁邊機靈的小乞丐立刻回答：「因為你是外國人！」於是我又轉身問尼泊爾友人，那外國人是種姓制度裏的哪個階層？朋友的回答很實在：「有錢的外國人都是第一種姓！」

我這個窮學生跟滿街的婦孺乞丐比起來，真的不敢哭窮，但這種歸類與勒索無異，總有不樂之捐的奇異感覺。心想著，我的布施雖然微薄，但有什麼辦法能發揮效益呢？佛說慈悲不能沒有智慧，我想，給魚吃不如給釣竿，教育才是改善生活的根基，因此與幾個朋友商議一起湊錢，送幾位小乞丐去寄宿學校改造命運。

沒想到小乞丐的大哥出場干預，原來窮國丐幫還是有幫規的，依據乞討地點不同，每月初一十五得上繳規費，想脫幫還要先付贖金。好不容易擺平了大哥讓小朋友們入學就讀，幾週後，卻接到學校通知，他們全都輟學了！這些社會底層的孩童，即便有善心人士資助，仍永遠無法脫離種姓制度的緊箍咒。沒有親人、沒有背景的底層孤兒，還是難逃被其他種姓同學歧視與霸凌的命運。

種姓制度透過把全社會劃分許多以世襲父系姓氏為主的團體，每一種姓都與從事某些傳統職業有關，而且只能在同一種姓內部通婚，以維持血統的純正。所以乞丐的子孫只能做乞丐，社會流動性和發展的可能性徹底被阻斷，而斷送他人命運的正是自己的同胞！

在馬拉王朝國王賈雅斯蒂提強力扭轉下，種姓制度已經成為尼泊爾社會難以動搖的結構體。為適應社會變局，佛教徒團體不得不將自身「種姓制度化」，而這個奇特的型態，反而使佛教徒被約束成封閉與排外的團體，對整體佛教的發展十分不利，至今已有七百年的歷史。

我的尼泊爾同學們，有許多姓氏相當「顯赫」，比如姓釋迦比丘（Sakyabhiksu），或是金剛阿闍黎（金剛上師；Vajracharya）！剛開始還以為他們是出家人，後來才理解這是家族姓氏，而這就是七百年前佛教徒種姓化的歷史痕跡。

姓比丘的，並非持守獨身戒律者，而是舊時出家僧侶的後裔，他們繼承家族以出家為職業的傳統，雖然已婚身分卻是僧侶，而寺院就是他們的家，又或者多半住在寺院附近。

姓金剛阿闍黎的，則是昔日金剛上師的後裔。以職業分別來說，姓比丘的是寺院宗教人員；姓金剛阿闍黎是家庭宗教人員，類似印度教婆羅門種姓的祭司階級。此二者可以一起用餐與通婚。

如果這只是一般職業的分類，倒也無可厚非。難以理解的是「在家的出家僧」。從釋迦與金剛阿闍黎種姓的觀點而言，該種姓的男子，一出生就是準佛教徒，他們信仰佛菩薩是被讚歎與鼓勵的，雖然他們結婚，而且因為家庭責任所致，已經不是全職的宗教師，但仍被認為是「出家僧」，而其他種姓都是「在家人」。這與佛制出家、在家四眾弟子的內涵已是實質上的差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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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這塊土地，是佛陀出生地，如果尼泊爾的佛法修行者，能夠高舉法幢，將先祖們的佛法廣傳，我想法義昌盛可期，人民、國家和平與安樂的利益必會增長。

然而令人遺憾的，二○一五年的世紀大地震再度重創了尼泊爾。當年在我即將結束尼泊爾學習前，友人要在加德滿都起建新樓房，我即再三告誡，務必要請建築師加強梁柱，因為新隆起的喜馬拉雅山脈是地震頻繁區域，尼泊爾上個強震距今已有七十幾年。這不是神通預言，而是憑臺灣人的地震經驗和常識就可以精確判斷的。

果不其然，朋友的房子因為蓋得堅固，得以在大震災中倖免於難。然而許多不幸罹難、受災者，礙於種姓制度無法公平地被救助，在佛陀的故鄉卻不能伸張眾生平等，何其哀痛！種姓嚴明的社會如何與國際救助接軌，使受災民眾苦痛遍除，正考驗著這個國家全體人民的智慧。（本文摘自《佛眼凝望的尼泊爾》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