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同事踩著我的抹布說：「幹嘛做這種低三下四的工作？」那一刻，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教會落難的同胞彼此相愛！」

二〇〇三年，鳳凰衛視《唐人街》節目赴美拍攝移民故事，很榮幸被推選為「奮鬥成功」的代表，編導組連續幾天跟著我到職場拍攝所謂的「賭城人生」。聽說這個單元劇收視率不錯，在全球各地重播了好幾次。一位年輕時代的朋友在機場過境時看到了，經由他的宣傳，許多人都知道「鄭茹菁在美國洗碗」。

在米高梅賭場擔任洗碗工，我不以為恥，反而珍惜這份得之不易的工作。一個小時九點七五美金收入，解決了柴米油鹽的問題，我相信自己只是鑽石蒙塵，不會永遠埋沒在鍋碗瓢盆之中，終有一天會發光發亮。

人家埋頭洗碗，我邊洗碗邊學做領導。利用午休時間，到庫房向人討教化學品的成分、用法及中毒後的處理；人家隨手拋棄的過期說明書、計畫書，是我最愛不釋手的「教科書」，目標是用最短的時間，學會後廚部門的所有功夫。

有次，我奉命清洗廚房的下水道，狼狽不堪地跪在地板上又搓又洗。一位華人同事經過，踩著我的抹布說：「又不是不懂英文，幹嘛做這種低三下四的工作？」

我咬緊牙關，用力刷洗那又黑又黃的汙垢，直到她走開，眼淚才一滴一滴流入下水道。那一刻，我下定決心：「如果能度過難關，我一定要教會落難的同胞彼此相愛！」

一九九九年，有個機會協助亞洲商會為威尼斯賭場招聘亞裔員工事宜，我也獲得威尼斯賭場的聘書。晉身世界級賭場後，我被分配到宴會部，因工作需要得隨身攜帶對講機。

對講機對我而言，無異是燙手山芋，好怕聽到有人呼叫我的名字，因為初來乍到美國主流社會，英語仍在磨合階段，加上同事們來自五湖四海，互有鄉音，常常聽不懂人家叫我做什麼？

日本人把每一個英文單字切斷發音，Good Morning說成「古的魔力古」；韓國人及越南人說英語帶鼻音，前者深沈，後者像唱歌；泰國人舌頭較短，說英語有點「三步併兩步走」的味道，想聽懂得請人家慢慢說。

最糟的是，更多人說的是西班牙語，因為隨時隨地可以找到翻譯，拉丁民族不學英語有恃無恐。

曾經有位墨西哥裔臨時工，一大早進辦公室找人翻譯，當時只有我和另一位美國白人經理值班，老墨一看便知我是亞裔，於是向另一位求援：「請問你會說西班牙語嗎？」同事禮貌地搖頭說不；下班前，老墨又來了，再一次走向美國同事：「請問你會說西班牙語嗎？」同事沒好氣地回答：「我早上不會說，下午也不會說！」

有一次，我被人差遣去拿「鵝脖子（Goose Neck）」，到冷凍庫翻箱倒櫃卻遍尋不著；原來，「鵝脖子」指的是用來盛裝沙拉醬的容器，因形狀長得像鵝脖子而得名。

一字多義的英文單字是我最大的挑戰，比中文的破音字更具難度，狀況不明的我經常為此鬧笑話。

有一次，我工作忙得滿頭大汗，脫口而出：「真想把外衣（clothes）脫下來。」同事連聲阻止：「說清楚，衣服是衣服，外套是外套，不然會引起誤會，人家還以為你想跳脫衣舞哩！」

還有一次，整天忙上忙下，剛坐下又有同事叫我去某處拿東西，我沒好氣地回嘴：「你沒有腿（leg）嗎？」把同事氣得吹鬍子瞪眼的，後來很吃驚地發現，那句話的另一層意思竟是「你昨晚沒跟人上床嗎？」

最恐怖的一次是，我向一位男同事要橡皮筋綁頭髮：「我好熱（hot），你有橡皮筋（rubber）嗎？」他滿臉通紅地說：「我以為亞洲女性很保守，沒想到你那麼直接，對不起，我沒帶。」他以為我熱情如火（hot），問他是否有保險套（rubber），真是糗到無地自容了。

更令人噴飯的一次是，初晉升小主管的我，奉命撰寫機器操作及器皿保養的SOP（標準步驟），喜歡賣弄文字的我，竟自作聰明使用dismember一字作為「分解」零件。讀完報告的上司受到嚴重驚嚇，原來，沈迷於「法醫實錄」的我，錯把「肢解」當「分解」，SOP差點兒就變成分屍案的法醫報告了，這是我貽笑大方的經典之作。

置身勞力職場，西班牙文是不可或缺的謀生利器，公司付學費送我去上學。努力學習西班牙文達七個月之久，雖然兩次課程都以「第一名」成績結業，但我的西班牙文始終處於「胡說八道」的水平。我那支離破碎的西班牙文，帶給同事們很多笑聲。

西班牙文的名詞分為陽性及陰性，每個名詞都男女有別；動詞就更複雜了，必須得跟著「人稱」變化。有一次，我吩咐某人去打掃會議廳的洗手間（Limpio baño），對方立刻將打掃用具交到我手中，原來，我說的是Limpio（我打掃）而不是Limpia（你打掃），對方自然樂意「讓賢」了。

同事之間難免發生口角。華人同事與老墨同事偶有爭執，雙方僵持不下，盛怒中的老中竟用西班牙文「Cállate」叫老墨「閉嘴」，不甘示弱的老墨也立即用字正腔圓的廣東話回敬一句「收聲」，原本一觸即發的紛爭，就在彼此忍俊不住的笑聲中鳴金收兵了。

這樣的笑話整整鬧了一年多，我的英文及西班牙文才漸入佳境。職務也在一年內晉升兩級，從工人到小主管到值班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