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臺灣許多男人被徵召當兵，因此彰銀鹿港分行行員以女性居多，他們的學歷大多小學畢業，卻訓練有素；一開始，可能是對環境陌生，我感覺鹿港分行的工作氣氛比較嚴肅。

每次一有臺中總行來電，他們跟銀行長講完正事就會叫我接聽。不論話筒裏傳來的是主管或同事的聲音，我都因為想念他們而流淚；一旁的銀行長看在眼裏，大概猜不透為什麼總行對我這個小女孩如此重視，更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總有那麼多話好講吧？

沒想到，就在這位日籍主管顧及戰況危急而將妻小送回日本後，由於我們上下班同路，幾次湊巧走在一起，後來這位五、六十歲的銀行長，竟也將我當成很好的談話對象。

我比大部分同事多念了幾年書，加上喜愛閱讀雜誌又住過日本，略知日本地理、歷史和文化；銀行長反正回到家也是孤單一人，因此每天早上往往我從家裏開門出來，他已經倚在走廊柱子等我了。到了下班時間，他只要把印章蓋好，就坐在椅子上把腳蹺得老高，一派悠閒。這時，同事會走到我身邊笑著提醒：「長仔在等候你一起回家。」

我後來才想起，銀行長獨自在臺灣，當時的街上不像現在有很多小吃店，他每天早出晚歸，缺乏妻子為他料理生活，真不知道他如何打點伙食？而我竟然不曾關心過他。

雖然我跟堂姊們不同，變成了上班族，但是十八歲的我在調回鹿港十多天後，還是有人到家裏說媒。

「還在跑空襲，沒有人在戰時嫁女兒！」不論前來說媒的人是誰，卡桑甚至不問男方條件如何，一概以這句話回絕；正好我也不希望早婚，年紀輕輕就懷孕大肚子，該有多難看呢！

從媒人口中，我聽見他們提起「這個人臺中一中畢業，很優秀！」由於沒有說到男方姓名，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

在日治時期，臺灣男人若不是選擇教書就是當醫師，這兩種職業被認為最能出人頭地；而高女畢業生大多想嫁給醫師，既賺錢、名聲又好。像是我的一位同學在畢業後又留學日本，她的父母後來為她打算婚事時，自然希望她能成為「先生娘」，這在當時女方可要準備不少嫁妝呢！

這位同學後來果真嫁給醫師。男方據說是大陸某醫科畢業，對方請人來說媒時，只簡備兩盒餅和三百元；沒想到，女方家長大方地為女兒準備一甲田地和三千元嫁妝，更有意幫助男方開業，結果男方嚇得簡直不敢進門，還是被女方請進去的呢！

我的家境雖然還不錯，可是我不敢設定自己婚嫁的對象，更別說是醫師了！卡桑說，女人家跟什麼樣的男人吃飯，是註定好的事；而回到鹿港，日子還是天天在躲空襲，這也是卡桑為我訂下的一道避免早婚護身符。

原本以為待在鹿港會比大城巿安全，沒想到一個多月後，鹿港分行遭到掃射，破壞得很嚴重，我們必須另找營業處所。

銀行長打聽到鎮上一位生意人曾先生，他經營的商號對面正好有兩間寬敞的房子，在空襲期間暫時不做生意；那個地點很適合當我們的辦公室，銀行長要我這個在地人陪他前去洽談。

「你們銀行要租？好啊！」曾先生看看我們，沒有多問就爽快答應，還說為了慶祝，他準備辦一桌請我們。

曾先生設宴，殺了一隻鵝又炒米粉款待我們，還向我們敬酒。戰爭期間，房屋隨時會被炸，一棟房子不比一隻鵝來得值錢，房東真是慷慨！

「這是我的大兒子曾文賓，臺中一中畢業，現在在役所（即現今的公所）上班。」曾先生介紹坐在他身邊的年輕人，銀行長和我也向他敬酒。

此後，經常在我下班時間搶先等著我的人竟然變成房東先生。他常送給我煮好的花生、芋頭或鹹鴨蛋、青菜。

「這怎麼好意思？」我推辭了幾次，房東說這不過是自家一點小東西，我只好一一收下。有時，他也會請大兒子送東西過來。

「這是我多桑叫我交給你的。」那時，文賓通常把話講完掉頭就走。他這個人看起來話不多，而鹿港的風氣非常保守，年輕男女更不隨意交談，我們即使平常在路上遇見，連互道一句「おはよう（早安）！」的招呼都不敢呢！

當時的我並不知道從租用辦公空間到那些小饋贈，這一切都出自房東「有心」的籠絡與安排。在這之前，他已經請文賓的小學老師前來提親不成；透過銀行租屋的接觸，他又進一步託友人聯絡上我住在日本的堂哥，透過層層親戚關係輾轉來說媒。

多桑和卡桑本來已經有意思考慮這門親事，繼而得知房東上有高堂，而他早年喪偶又續絃，他們認為如此一來，我必須應付兩個家庭，再次回絕。

房東店裏一位夥計，正好是我奶媽的外甥，於是他們又拜託奶媽到家裏美言幾句，說房東他們夫婦自成一家，文賓三兄弟和安公、阿嬤住，家庭關係並不複雜，絕對不會受到未來公婆家庭的影響。接著又透露我幾次收受他的送禮，「看起來心意也是沒有反對，況且周小姐已經來過我們家了！」房東故意讓奶媽來傳這兩句話，讓多桑和卡桑大吃一驚，立刻把我叫去當面問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