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隋文帝（西元五八一至六〇四年）繼承了北周的統治，一開始就改變了宇文邕毀佛的政策，而以佛教作為鞏固期統治權的方針之一。這和他出生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撫養、和即位時僧人曇延力請恢復佛教不無關係。

他首先下令修復毀廢的寺院，允許百姓出家；又令每戶出錢營造經像，長安（時為首都）及並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由官家繕寫一切經，分別收藏在寺院及祕閣之內，從而天下風從，形成民間的佛經比儒家的六經還要多的現象。

不過，佛教本身的發展亦有分裂、排擠的問題。

在鳩摩羅什之後，南朝的譯經事業在中國佛教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無論譯經卷數或其範圍都相當可觀；經論研究也蔚為風氣，促成各家學派的成立。晉、宋之交，義學高僧如道生、慧觀、佛馱跋陀羅（覺賢）自關中至廬山而轉建業（今南京），沮渠京聲、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羅等譯經高僧亦陸續南來，建業遂代廬山而成為南朝佛教領導中心，奠定了南朝譯經的基礎。

法顯所譯六卷《大般泥洹經》因道生提倡而頗盛；至慧觀、謝靈運，就北涼曇無讖譯四十卷《大般涅槃經》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經》後，學者無不研習，注疏甚多，因而形成涅槃學派。《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於魏晉兩朝。

又沮渠京聲譯《佛說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與《佛說彌勒下生經》，兜率淨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時。良耶舍譯出《觀無量壽佛經》等，對於淨土教的傳播產生莫大助益。僧伽跋摩譯出《雜阿毗曇心論》，形成專研毗曇學的風潮。

求那跋陀羅最主要的譯經有《勝鬘經》、《楞伽經》，對中國如來藏思想的開展帶來深遠影響。陳朝真諦譯有《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俱舍論》等，使無著、世親之學弘傳於中國，同時亦開啟攝論、俱舍二學派。又「三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以僧朗、僧詮及法朗而中興；《成實》在梁朝時更為興盛。

南朝繼承東晉重視佛教義學的傳統，在佛教理論上多有發明。特別是劉宋一代，在建康組成了以佛馱跋陀羅和求那跋陀羅為核心的譯場，湧現出慧觀、慧嚴等一大批學僧，繼續影響著士大夫的思想風貌。

北朝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短暫時刻外，無不扶植佛教。與南朝相比，它偏重興辦福業建造和禪行神異，其義學則在宣揚律己禁欲。

就總體說，北朝更重禪法（禪定之學）；惠始、佛陀、僧稠等，都受到北朝帝王的禮遇。原因也在於禪僧影響群眾廣泛，同時傳授內容又不出持戒、禪定等「調心」的範圍，頗合乎統治者的需要。

中土判教的起源，則有兩方面。其一，佛教傳來，到南北朝時代的二、三百年間，三藏經典已大致譯出。這些教典，在印度出現的時地和因緣各異，而且隸屬的部派有別，因而所顯的義理互有出入，「有／空」、「性／相」等諸多學說並陳。然而，佛教的教義，是在多樣之中有其統一之脈絡的；想將這些紛歧的教義加以整理，予以有秩序地配置，進而形成一整個佛法體系，乃是教相判釋產生的原因之一。

其二，由於這時教典略備，學者鑽研探討，各有所崇，思想的體系逐漸成熟，因而逐漸呈現宗派的雛形，如毗曇師、成實師、涅槃師、地論師、攝論師等相繼出現。他們把釋尊一代的教法，依一家的義旨，或者以時間的配列、或者就教理的淺深加以組織，來剖析解釋，以闡明各家在整個佛教當中所據的地位和價值。這是教相判釋產生的另一原因。

首先是姚秦的鳩摩羅什，依據《維摩詰經》的「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而倡一音教。

什師的弟子竺道生，則有四種法輪之說：一為善淨法輪（《小乘經》），二為方便法輪（《般若經》），三為真實法輪（《法華經》），四為無餘法輪（《涅槃經》）。

同為什師的弟子慧觀，則倡二教五時。「二教」是指頓（《華嚴經》）與漸（餘諸經），「五時」是將漸教分為有相教（小乘，又名三乘別教）、無相教（般若，又名三乘通教）、抑揚教（《維摩》、《思益》等經）、同歸教（《法華經》）、常住教（《涅槃經》）。

以慧觀的教判為基礎，開出江南的三家；江北也開出七家，合稱為當時的「南三北七」。

江南三家以頓教（《華嚴經》）、漸教（《小乘經》乃至《般若經》）、不定教（《勝鬘經》、《金光明經》）的三教判為主：

（一）虎丘山（有寫成「武丘山」）的岌法師，將漸教立為有相（小乘）、無相（般若）、常住（涅槃）的三時教。

（二）宗愛法師，將漸教立為有相、無相、同歸（法華）、常住的四時教。

（三）僧柔、慧次、智藏、法雲諸師立五時教，同於慧觀法師。

江北的七家則為：

（一）晉武都山隱士劉?，立人天（五戒十善）、有相（三乘教）、無相（空宗之般若）、同歸《法華》、常住《涅槃》的五時教。

（二）菩提流支，立半字（小乘）、滿字（大乘）等二教。

（三）光統律師，立因緣宗（毘曇）、假名宗（《成實論》）、誑相宗（《大品般若》及三論）、常宗（《涅槃經》、《華嚴經》），稱為四宗教。

（四）護身寺的自軌法師立五宗：因緣、假名、不真、真實（《涅槃經》）、法界（《華嚴經》）。

（五）耆闍寺安廩立因緣、假名、誑相、常宗（《華嚴經》）、真宗（《法華經》）、圓宗（《大集經》），稱為六宗教。

（六）有北地禪師立有相及無相的二種大乘教。

（七）有北方的禪師說一音教。此與鳩摩羅什所說的「以一音演說法」不同，乃指如來一音，大小並陳。

南北朝時代的判教風氣亦頗盛，較知名的包括：一、梁之僧旻，在慧觀的有相教中，別出人天教；無相教中，加入《維摩》、《思益》等經。二、濟法師立四時教﹕第一時《阿含經》，第二時《般若》、《維摩》、《思益》、《法鼓》、《楞伽》等經，第三時《法華經》，第四時《涅槃經》。三、梁朝光宅寺法雲，依《法華經》，立羊車、鹿車、牛車、大白牛車四乘。

然而，天台宗之前的任何一家判教，都不能做到總持佛法，難免相傾相奪。諸多修習不同教法的集團間時有辯論，這算是較平和的交流；或有甚者，如智者大師之受業師父慧思禪師，便曾遭到誣謗乃至毒害。

直言之，除了為窮究諸法實相的佛法論辯外，非理性的自讚毀他，早已犯菩薩戒！

智者大師年少時歷經戰亂親亡、離鄉顛沛，出家後又歷經朝代興替的動盪無常。此外。如同前面所述，當權者須藉佛教安定人心；佛教在相當程度上亦須接受統治者的「管理」，以利穩定傳布。智者大師也須斟酌時勢，勉與當權者周旋，以保全佛教、宣揚佛法，實為苦心孤詣。

更重要的是，智者大師定慧雙修，以甚深之止觀工夫與慧解，開顯法華之圓妙；更以法華一乘之究竟佛法，統攝大小乘諸般義理，創建天台一宗，終讓來自印度的佛教於漢地深耕五百年之後，綻放妙法蓮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