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洶湧生命之河 】迷航靠岸 信心再出發
◎撰文‧葉文鶯 攝影‧顏霖沼
「嫁乎台灣人,一塊半的車錢就可以回娘家;
嫁乎日本人,隔一個海,好壞看不見,你要想清楚!」
這段話,是一位母親在三十幾年前對女兒的叮嚀。
遠渡重洋,隻身來到街道素淨、民風拘謹的日本;
即使夫婦感情和睦,但觀念落差和現實衝突,
曾讓多少夫婦生起同床異夢的感慨。
娘家在台灣,女性新移民在移植過程中大多能夠發揮韌性。
然而,當生命之河暗潮洶湧,她們經歷衝撞、迷航才發現,
異鄉,有一個距離最近的「娘家」,
可以讓她們靠岸、修復,再出發……
一場心靈的修復之旅
在志工服務中,她重新檢視過往的沉痛創傷,
找回信心、克服恐懼,內心不再隱隱作痛……
端午節前夕,日本分會發起包粽子義賣。日籍慈誠隊員岸野章下班後,前來將餐廳的地板鋪上紙板,以免沾染油漬。
「師兄做事細心,鋪的紙板最平整。」香積志工胡秀吉說,每逢分會包粽子,一定請他做這件事。
岸野章連小事都要求自己做好。過去在大公司負責採購,退休後擔任大樓管理員,也將住戶當作客戶一般服務,敬業、盡責。
分會男眾志工少,更何況是日本籍;岸野章不會講中文,但是經常主動做事。無論是營隊、義賣,特別是舉辦街頭募款或賑災發放前,他常陪同來自台灣的女眾志工向日本警局、官員溝通、報備,有他出面教人格外放心。
「太太是台灣人,她來慈濟,生活作息逐漸恢復正常;我因為好奇才跟著到慈濟。」岸野章坦言,本國人幾乎不參與外國的宗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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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酒精吞下七、八顆安眠藥,還是睜眼無法入睡……在無數深夜,她拿起話筒撥到慈濟分會,一講便是兩、三個小時。直到迷糊睡著,先生岸野章才幫她將話筒掛好。
「大家都知道,我就是那個常常半夜打電話來吵人的鄭慧繐!」岸野惠爽朗笑說,以前喝醉酒打電話到分會,使用母語講起滿懷糾結的心事,一講就是幾個小時。她重複訴說的傷心事,志工都會背了!
岸野惠自稱「九命怪貓」。青春時苦於愛情,富家小姐赴海外創業投資,財迷心竅受欺騙,破財無法消災,她身心崩潰,喝酒、吃安眠藥、割腕、跳河,有多次自殺未遂紀錄。
為了挽救愛女,母親帶她離開傷心地,希望她的人生在日本重新開啟。
「她到日本,是一趟『修復內心』的旅行。」岸野章回憶十三年前與鄭慧繐在東京初遇,對她的了解僅止這些。
當時的岸野章五十出頭,才向公司申請退休,一個月後太太突然往生。「失去太太又失業,我也是個內心受傷的人!」某天在新宿一家酒店,他注意到席間一位操正統日語的台灣女士,以及她身旁的年輕女性。
女士有意替身旁的女兒尋覓終身伴侶,讓她定居日本。四月間,兩人同遊新宿御苑。漫步在繽紛的櫻花樹下,不假言語、各自傷懷,相互取暖的兩顆心靠近了。相識一個半月,岸野章與三十七歲的鄭慧繐正式結為夫婦。
太太自小養尊處優,不會洗衣、做飯,連雙筷子都難得洗,他在婚前便答應岳母照顧女兒。
「他煮飯給我吃,幫我洗衣、燙衣,從不叫我做家事。」遇見好男人,岸野惠感激母親用心良苦。
「阿繐,你要答應媽媽絕對不能再自殺。」
「好啊!」
「你要笑,媽媽最喜歡你笑給我看。」母親返台前殷切盼望。
「日文很好的女士把女兒交給我,她回台灣一個月就過世了!」岸野章敘述這段不可思議的姻緣。
還來不及享受婚姻的甜蜜,太太無法承受喪母之慟,跌入谷底,又開始服用安眠藥、喝酒麻醉自己。他靜靜地取代母親照顧她。
岸野章白天工作、下班回家煮飯,太太經常在外喝得醉醺醺。擔心她酒後鬧事,他偷偷跟蹤她出門,見她與人爭吵,站出來為她辯護、帶她回家。
「我花了將近三年陪伴她度過。也是慈濟的影響,她堅強起來,修復了心靈創傷。」岸野章說。
「做」出生命幸福感
「到外面喝酒,才認識在歌舞伎町開餐廳的林素子。」岸野惠就這樣在日本認識慈濟。
「她喝酒、打電話到分會訴苦,我們勸也勸不醒,不如叫她來做志工!」林素子邀岸野惠上街分發骨髓捐贈活動宣傳單。
第一天當志工,岸野惠在街上走不到半天,腳已起泡。她覺得體力不濟,不敢再當志工。直到二○○二年回花蓮參訪,身體不適的她感受精舍師父的慈悲照料,終於決定投入。
一改頹廢作風,以前那個天天想死、自殺過好幾次仍痛苦活著的「九命怪貓」,生命漸綻露曙光。
岸野惠說,年輕時經歷許多傷心事,最大的傷痛是女兒早夭,這與她照料不周有關。她自責、自殘,在精神病房不知度過多少日子!
「自從女兒往生,我對照顧孩童缺乏信心,一直不敢接觸兒童。」岸野惠婚後未再生育子女,日本分會開辦親子班,她受邀擔任「隊輔媽媽」,大家不斷給她信心,慢慢地,她才又有能力跟小孩共處。
而真正讓她克服心理障礙、走上自我療癒,是一名三歲男孩。
男童母親來自台灣,與中國男友未婚生子,第二胎又將臨盆,男友卻因非法居留被遣返,她向慈濟求助。志工陪她到醫院生產、幫她坐月子,她的長子被安排住在分會,由志工照料。
看著師姊們輪流住宿分會接力照顧男孩,實在辛苦,家住附近的岸野惠與先生商量,將男孩帶回家中照料。
岸野惠過去真正照顧女兒的時間並不多,一聞到孩子吐奶的味道,她跟著作嘔。但她形容男孩住在家裏那一星期「很好玩」!
「我每天熬稀飯給他吃,幫他穿好衣服放在推車上。我們幫他洗澡,第一天他怕下水,我們拿浴盆讓他泡澡,第二天他就喜歡洗了!該睡覺時他乖乖睡,我唱『心經』或佛號給他聽,唱累了,就拿念佛機放在他床頭。老公一直笑我……」岸野惠快樂地念了一部「媽媽經」,重拾為人母的幸福感。
那次經驗讓她重新檢視沉痛創傷,找回信心、克服照顧兒童的恐懼,內心不再隱隱作痛。
「進入慈濟,我才知道愛人、感恩和惜福。」岸野惠開心地宣稱:「做慈濟,我不再花天酒地,也戒了安眠藥,遠離憂鬱症!現在若聽說誰在吃安眠藥,我都勸他們:多做一點事,就不必吃藥了!」
一口氣說了許多做慈濟的好處,岸野惠在天上的母親若得以聽聞,應該更加放心將她留在日本了!
平淡生活咀嚼真味
奢華生活不再,她說,苦境就像感冒,過了就好;
相對於現實之苦,「心安」才是最大的快樂。
每到分會,藤本裕子最喜歡打掃廁所,淨化空間與人結好緣,還有在一樓的書軒汲取心靈活水。
裕子的思路清晰、言之有物,透過書籍、電視聆聽上人開示,她喜歡與人分享所吸收的法語,邀請人進入慈濟這道善門,特別是和她一樣的新移民女性。
自前年五月開始,她每月固定一天從御殿山住處到川崎。那裏住著許多外籍配偶,其中以台灣人居多。日本志工免費教她們日語,裕子帶著中日雙語版《慈濟》雙月刊前來,利用中午吃飯時,和她們認識;在輕鬆的氣氛下,她們閒話家常、相互支持。
「日本社會重視包裝,家醜不願外揚、怕被人瞧不起;他們很少請別人到家裏,即使對很熟的朋友也是如此。他們對外重視禮節、分寸,相較之下,台灣社會的連結感比較足夠。」裕子指出,特別是外籍配偶,遇到困難缺乏親友協助,若無法融入家庭又沒有朋友傾訴,心靈將感到孤單、受苦。
而她,就是過來人。
迷失的心,福氣用罄
嫁給藤本時,他的事業正值高峰,是一名成功的作曲家。他讓裕子過著宛如上流社會的生活,盡情享樂。
「聽說有什麼新鮮玩樂的地方,先生就帶我去體驗。赤坂的王子飯店開張,我們去住了一星期,他請廚師為我介紹每一道菜的食材、擺法,要我學習日本禮儀。」裕子說,有一整年家裏沒開過伙,遍嚐美食的那種生活教人迷失,也將福氣用罄。
懷老大時,先生的事業不順利,他們搬出七十幾坪的大房子。兒子出世,先生忙著與人應酬、打高爾夫球,她只能留在家中照顧嬰兒。
「從大房子搬到小房子,我很難適應。他常不在家,我每天都想衝出家門……」裕子抗拒被束縛的生活。
「我勸他不要喝酒,他不聽。我氣他、怨他、擔心他,他醉醺醺地進門,我伸出五爪朝他臉上抓去,弄得他滿臉是傷!還把他的東西丟出去、剪破他的衣服……」裕子美麗的臉龐泛起一陣羞赧,接著說:「我懷疑他外面有女人,一喝酒就忘了家。後來我也喝酒,比他更醉!」
夫妻陷入無盡的爭吵,受苦的是孩子。看著媽媽作勢趕走爸爸,兒子哭著求情:「我不要變成沒有爸爸的小孩!」
三十三歲那年,裕子得了憂鬱症。
帶著兒子回台灣娘家,裕子幾次萌念輕生,都教搭在她肩頭的一雙小手給撫去。靠著爬山、練瑜伽,她的憂鬱症才康復。可惜回到日本,更大的波折在等著她。
「他開公司,我掛名社長。」先生受傳播公司倒閉拖累,加上新專輯賣得不好,裕子一下背負千萬債務,老有人上門催討。
「我現在身上只有五千,先給你們三千。再要,我只有一條命,再逼我,就叫警察!」裕子經常一人抵在門口應付這種場面。先生不忍她和孩子擔驚受怕,提出離婚;一人扛債,保全男性的自尊。
裕子對這段婚姻有著深深的眷戀,也明白先生的離開是為她們母子著想。記得生活落魄時,看著正在球場全神貫注打棒球的大兒子,她淚流不止。她並非擔心兒子是否得勝,而是想著無論如何,不能讓別人看見她家的日子簡直過不下去!
「我每天要把兒子的便當菜色做得很好,在家只能吃拉麵加些便宜的豆芽菜,曾經窮到湊不到錢買條吐司。」裕子難忘那段慘淡、匱乏的日子。
猶記得冬天出門買菜,她騎著腳踏車經過附近的目黑河畔,蕭索的心情映照著一地寂然的櫻花樹,但她鼓舞自己:「冬日盡了,春天一定會來!」雖然得過憂鬱症,她這一次表現得很堅強。
心靈富有,轉苦為甘
為了改善經濟,裕子到酒店上班,第二年開起酒店。
一九九八年十月,她從家庭主婦搖身變為酒店媽媽桑。開店三年,一心賺錢的她穿梭在形形色色的酒客間,杯觥交錯,自認內心沒有變得複雜。
「我一開始就決定不做『黑店』。看過上人的書、了解因果觀,生活再苦也不能違背良心。」裕子的酒店客層單純,她僱用台灣、中國、大馬等地女子打工,鼓勵她們看上人的書,教她們應對禮節,更重要的是提醒她們不要愛慕虛榮、出賣靈魂。
每晚打烊,她必定閱讀上人的書、寫一段日記才就寢。三年後,窘迫的經濟趨緩,她結束酒店,在住家附近小吃店打工,並接受化粧品公司訓練,希望成為舞台表演化粧師。經過一年多,在一次手術後夢見上人說「跟我來」,她猛然記起當初的心願,於是放下從業的念頭,發心成為幫助別人的人。
她喜歡閱讀,常到分會的書軒幫忙,對於佛法的智慧、慈濟人文,有著深刻的體會。
「苦境,就像感冒,過了就好。恐慌的感覺才可怕!但是生命存在的理由,透過吃苦才覺悟。」裕子說,相對於現實之苦,「心安」才是最大的快樂。
定居日本二十二年,換過三個家,屋子愈住愈小,物質生活從輝煌到平淡,富有的卻是心靈。裕子欣慰的是,昔日帶她風光見識日本社會的先生,前年搬回小公寓。經歷無數風雨,一家四口更加緊密、甜蜜地生活在一起。
去年三月,志工到老人院帶動團康表演山地舞,中場必須有人串場;為了迎合老人家的喜好,裕子央求愛好現代音樂的先生唱日本演歌。很久沒唱歌也不喜歡演歌的先生,雖然直說下不為例,卻還是在家中練唱、記住歌詞,以實際行動支持裕子投入志工。
在裕子家中保留二○○七年三月發行的《新潮週刊》雜誌,當期以「在東京的異國人」為主題,介紹在日本的印度、菲律賓和台灣人如何一解鄉愁。
圖片中,綁著頭巾的印度人透過宗教儀式聚會,菲律賓人藉由舉辦美食文化一解鄉愁。記者挑選慈濟志工代表台灣人,內容指出——
「這些人看起來像日本人,其實是道地的台灣人。這是慈濟,在花蓮設立總會,慈濟的日本分會在此聚會。四十年前由一位尼僧以慈善起家,五年前在新宿明治通設立九層樓分會建築,會員三千人(編按:現為四千人)。在日本的慈善足跡包括給失業遊民飯糰,已發放超過七萬個……」
「日本人已漸漸失去心靈的依靠,外國人卻是依靠宗教信仰而生活。」
這一小段敘述,有發自日本社會的反省和隱憂,也有對慈濟團體的肯定。
對於像裕子這樣的新移民女性,日本分會是她們距離最近娘家,隨時可以回到這裏分享喜樂,也有法親分擔解憂。
而由此地所發散、關懷社會的觸角,更讓她們得以日本社會一分子自居,而不是異邦人。
作他人生命的靠山
巨大恐懼曾將她捲入憂鬱漩渦,而今打開心門,
把重心放在自己能做、該做的事上;
無解的事就交給時間和因緣。
一個精神恍惚的女子走進位於大久保區的慈濟分會。志工胡秀吉見她外表「黑、乾、瘦」,第一個反應是——她該不會是吸了毒?
「到菩薩面前發大願吧!」愛莫能助的胡秀吉婉言相勸。
「我從來沒有發過誓,而且,我又沒做壞事!」野原惠心裏犯嘀咕,沒有照做。
二十六歲從台灣嫁到日本之前,她是一位活潑開朗的幼教老師。此刻,她被憂鬱症擊倒,依靠藥物過日子;醫師建議她入住療養院,她卻來到慈濟求助。
「你聽醫師的話,我會去看你的。」早已相識的志工林素子起初勸她相信專業,見她執意不肯住院,於是陪她在分會住了一星期,每天帶著她到醫院訪視慈善個案。
還在服用抗憂鬱藥物的野原惠精神渙散、渾身軟綿綿,走進醫院就像個病人。「素子帶著我一直走路、一直做事。」
隨著訪視個案、打掃會所,經過一星期,野原惠的注意力比較集中了。活動肢體取代她鑽牛角尖的時間。
「憂鬱症這種病,最怕無所事事!」如今野原惠在老人院擔任看護,工作勝任愉快,一有空就到分會當志工。
兒子一度以為「慈濟」是一家醫院,才能讓母親身心康復;如今他喜歡媽媽到慈濟,也和爸爸成為志工。
良人嗜賭,童年惡夢重現
因為嚮往中文,先生野原在大學時代即來過台灣旅遊。出社會後到台灣出差,認識小他十三歲的幼教老師;他寄來文情並茂的中文情書,每週一次的國際電話一講就是數小時。
「都是他在講,那時我不太會講日語。」野原惠被對方的真情打動,交往兩年後,二十六歲嫁來日本。
小倆口婚後住在神奈川。先生工作早出晚歸,不諳日語的野原惠初來乍到,與鄰居沒有接觸,偶爾看見幾個孩子出現在門外,想逗他們玩,卻發現大人立刻將孩子帶開。
「日本人不像台灣人有人情味,因為外籍勞工犯罪的問題,他們對我們不太友善。」家中經常沒人、無法融入社會,野原惠也不適應日本的寒冬和食物,平日頂多到超巿買菜或到書店看書,內心猶如一座孤島。
「先生告訴我,想家就回去。但是台灣又不在隔壁,況且都結婚了!」野原惠形容當時的日子好苦、好累,然而,更苦的滋味在後頭。
先生固定給她家用,娘家一有需要,他二話不說拿錢讓她寄回家。沒想到,她有一天不經意發現銀行寄來的帳單出現「利息」二字。
先生解釋,他為人做保必須代償利息;事實上是長期向銀行借錢賭博。此時,她才知道他嗜賭成性。
「我從不知道許多日本人的生活是『柏青哥』,大輸大贏非常可怕!」一想到可怕的債務,還有先生平日給她的錢可能是借來的,野原惠彷彿陷入一場惡夢!
小時候父親沉迷賭博,靠媽媽辛苦持家,一家人才沒餓死,如今惡夢竟然重現。
本以為先生隱瞞多年的債務,兩人可以一起面對,奈何先生從不透露實際負債多少。他按月拿薪水回家,卻不讓太太過問這件事。
「再窮,我也不向人借錢,就算明天領薪、今天沒飯吃,我也會忍耐!」野原惠激動地說:「多苦的環境我都能撐,我最討厭負債!這個壓力一直放在我心上。」
不知未來將如何演變,在極度不安的狀況下,野原惠想過離婚,但想到他們父子感情親密,況且他長期資助娘家,怎能不感恩他?
先生的賭博惡習和負債,她暫時無法施力,唯一能做的是重回職場。然而,先生一天無法停止借錢賭博的惡習,她一天無法心安。寄望工作彌補債務大洞的她,眼看著自己被一股巨大的恐懼捲入黑色漩渦!
責任心重、講求實際的她,肩負著夫家、娘家的煩惱,為了解決問題,她一路接受現實搥打、延展和扭曲,最後把自己綁成一個死結。
「我心急!為什麼我一直想解決問題,卻還是做不好?」心焦、憂憤的結果,野原惠得了憂鬱症,無法繼續工作。
打開心門,付出才是該做的事
「是日本分會『回收』了我,特別感恩師姊和《慈濟》月刊。」野原惠哽咽地說:「包粽子、義賣……只要師姊打電話通知有活動,我就去幫忙。我把月刊放在床頭,再怎麼累也要看。」
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野原惠看到月刊報導慈濟在災區重建校園,按月捐款贊助。地震隔年,她帶著兒子來到花蓮。聽了精舍師父的介紹,回想過去曾因經濟拮据,以為與其搭車到分會當志工,不如捐出車錢更實際,而今才明白身體力行比財布施更重要。
三年前,一名台籍旅客在神奈川旅遊途中因病而成為植物人。正接受委員培訓的野原惠憑著昔日向志工學來的經驗,前往關懷。
異國遇難,家屬見到她猶如海上漂來的浮木。野原惠不知道從何生起一股力量,以上人法語安慰家屬、為病患祈福。表面看來她是一個人,卻感覺自己代表所有慈濟人關懷案家——一如她在慈濟,背後有座穩固的靠山。
「日本分會是我們最好的娘家。」野原惠說,要不是有一群慈濟法親幫助她面對困境,她又怎能將心門打開!目前,她將生活重心放在自己能做、該做的事情上,將無解的事交給「時間」和「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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