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五年（西元六二二年），玄奘法師已滿二十歲，在坐夏之前正式受了具足戒。隨後，在結夏安居的三個月裡（五月十六至八月十五），正是排除雜務專心修禪與精進的珍貴時段。受了戒之後，便需要開始學習律法；所以，那年的整個結夏安居時段，玄奘法師都專心一志地向戒行嚴淨的大德尊宿學習戒律；空餘時間，則自己體悟戒律的精神、宗旨與內容。

經過三個月的修習，他對於戒律已經沒有任何疑惑了。住在蜀地的兩三年間，玄奘法師也與蜀地的眾多名師大德周遍請益，蜀地中的經論基本上他也都已經研讀完畢。然而，玄奘法師還想要學習更多。於是，前往長安的想法又再次在玄奘法師心裡生起。

那年的結夏安居結束之後，玄奘法師找了兄長長捷法師商量此事。然而，彼時已經過了八月中秋，時節寒涼，轉眼便要冬季了；長捷法師以為，天寒地凍不利出門遠行，加之天下也仍未太平，便不贊同玄奘再次前往長安的提議。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阻撓著玄奘法師出行。唐初因為天下尚未完全平定，為了防範邊關以及控制剩餘的反叛勢力組織與暴民等，制定了律法：凡是行人車馬要度過關隘或渡津，都需要有「過所」，相當於今日的護照或者通關文件；沒有文件者被稱為「私度」，是會遭受刑罰的。礙於這些因緣，玄奘法師只好又停留在成都度過一個冬天。

隔年初春，玄奘法師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前往長安繼續深造；加之他聽聞有一位道深法師對《成實論》（Tattvasiddhi）很有獨到見解，現在正在趙州（今河北趙縣）說法，更讓他決定動身出發。

他趁著整個冬天被冰封的時間思考與打探，找到當地經常遠行的商人願意與他結伴並幫助他私度，從水路坐船經長江三峽而下，便可離開蜀地。

就這樣，在武德六年（西元六二三年）初春，玄奘法師告別了自小照顧他的兄長長捷法師，離開成都，正式踏上了獨自求法的旅程，時年二十二歲。他當時也許還未曾料到，此次與兄長離別，也將是此生最後一次見面。

玄奘法師求法的意志、成大事者的不拘小節與不凡的勇氣，在此已然展露。長江三峽以險峻著稱，連熟悉水性的人都不見得在面對滔滔長江時不感到恐懼，生長於北方的玄奘法師應該更加不熟悉水性。在平坦寬闊的江面固然相對安全，但身在茫茫不見兩岸的大水中浮沉，內心的不安是可以想見的；畢竟，古時可不是堅固的鋼鐵輪船，只是木船而已。更不用說，在湍急澎湃的峽谷地形，那震耳欲聾的水聲、千變萬化的河道水勢，足以讓人膽戰心寒；萬一不慎落入水中，必定有去無回。

為了求法，毅然決然地獨自踏上不熟悉的水路，這背後需要多大的無懼之心！書上僅用簡短的一句八字「汎舟三峽，沿江而遁」淡淡帶過；但這當中的驚險、艱難和勇氣，是遠遠超過這八個字可以乘載的。

順著長江而下，法師第一站來到的是荊州（今湖北江陵），住在荊州的天皇寺。從成都到湖北江陵，相距一千多公里。

此地的人們早已耳聞玄奘法師的大名；知道玄奘大師來到此地，莫不殷勤接待，並且懇請玄奘法師登壇講法。眾人既有求法之心，玄奘法師自然也就欣然說法，讓法輪持續轉動。於是，玄奘法師便留在荊州四個月，為大家說《攝大乘論》和《阿毗曇論》，兩部經都各說了三遍。

當時駐守荊州的是宗室漢陽王李瓌（音同「歸」），也是佛門弟子。聽到玄奘大師到來十分欣喜，親自以禮款待，並在玄奘法師說法開始的時候，也帶領屬下一起去聽講。

開演經典的過程中，即便現場聽眾提出看似很艱難的問題，玄奘法師也都能一一答覆，並引領問者看見問題的核心。聽眾都因為聽到深妙的法義而感到法喜充滿，熱淚盈眶。講座結束後，眾人給予非常豐厚的供養，但玄奘法師纖毫不取。

玄奘法師必是深諳佛陀的教誨。《佛本行集經》有云：

也就是說，最好的供養便是法供養。大眾若在聽聞法義後能如理思惟、如法而行，安頓自己的煩惱苦痛，甚至帶給身邊的人這些法藥，這便是最好的供養。想來，玄奘法師也是這樣教導大眾以及如法而行的。

離開荊州之後，玄奘法師開始向北而行，想要到趙州（今河北）去。途中，經過相州（今河南安陽），因為向當地的高僧慧休法師學習《雜心論》（《雜阿毗曇心論》〔Saṃyuktābhidharma-hṛdaya〕的簡稱），又向他請教《攝大乘論》的不同見解，而停留了八個月。離開相州後，玄奘法師繼續往北，終於來到了趙州，如願拜謁道深法師學習《成實論》。從荊州到趙州，又是一趟一千公里的路程。

如此一邊學習、一邊行走，等到玄奘法師從趙州離開，再一次行走了將近千里抵達長安的時候，已經是武德八年（西元六二五年）。

此時距唐朝開國已經八年了，彼時的長安比上一次玄奘法師來的時候更加穩定且熱鬧。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內面積為八十三平方公里，而古羅馬城最鼎盛時期，佔地也不過十三平方公里，可見長安城規模之宏偉。

再加上前面三百年的胡漢大融合，長安城裡可見來自各地的人；因此，商品、食物、藝術、舞蹈、繪畫、服飾、金屬工藝、語言等也都是多元而豐富。對玄奘法師而言，可說有很大的幫助。

在長安期間，玄奘法師住在大覺寺，與道岳法師學習《俱舍論》（《阿毗達摩俱舍論》〔Abhidharma-kośa-bhāṣya/śāstra〕的簡稱）。長安當時有兩位有名的高僧——法常法師和僧辯法師，兩位研究二乘，精通戒、定、慧三學，玄奘法師也跟他們師習《攝大乘論》。由於玄奘法師過去已經熟讀過此經，且聽聞過很多法師講解，因此，在長安跟著兩位法師學習《攝大乘論》時，聽一遍便能盡得精髓。玄奘法師的慧敏讓兩位法師非常詫異，感慨道：

意思是說，稱歎玄奘法師是佛門的千里馬，二位法師深信將來佛法必定會由玄奘法師來發揚，延續眾生的慧命。可惜他們二位都已經年邁，感嘆無法看見玄奘法師弘揚佛門的那天了。

經過兩位宿德的稱揚，大家都對玄奘法師更為崇敬，玄奘法師的名氣也就更加遠播，整個長安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然而，經過了這些年向這麼許多法師請益，雖然盡得他們的精髓，玄奘法師卻逐漸感到越來越困惑；內心中累積的一些疑問，無論如何請益、討論，始終橫亙在前，難以跨越。各家在講經說法時都有自己的一套精妙、各有所宗，但要彙整起來的時候，玄奘法師發現有許多義理怎麼也難以提出一致的解釋。回頭查找經典，卻因為翻譯的問題，以及經過兩次「滅佛」之後，留存的佛經四散且不完整，而無法解決他心中的疑惑。不管再怎麼研讀、苦思、請益，有些問題始終無法突破，得到圓滿的解釋。

玄奘法師對於經法真義的渴求越來越感迫切。他開始在心中萌生了一個想法：也許，唯有到西天看到梵文的原文經典，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佛陀所教導的法義，找到解答。

玄奘法師從十幾歲開始，便從洛陽到長安，再到蜀地，又到湖北、河南、河北再回到長安。年少的十年間已經走過四千多公里的路途，足跡踏遍半個中國；為了求法而行，或許對他而言已經是很自然的事了。如佛陀所教：「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也許，對玄奘法師而言，在一個固定的寺院落腳並不是他的追求，以法為洲渚、以自身為洲渚，也許更適合他在世間的安身立命。而這次，他開始把眼光投向到更遠的地方——天竺（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