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李聃是先秦時代著名的哲人之一，所流傳下來的《道德經》及其道家思想影響中國的社會甚鉅，「儒」與「道」被標榜為中國思想最具特色的兩大家。到了東漢時代，老子的形象逐漸被神格化，中國本土發展的道教開始逐漸形成，老子被認為是三清道祖之一，名為「太上老君」。此後，中國的道教逐漸發展而昌盛，深入社會人心當中。

與此同時，佛教也逐漸傳入中原，信奉的人越來越多；逐漸地，兩教的信奉者開始有了一些比較、爭執與衝突。其實，道家專修清淨無為，佛教一樣是禪修寂靜、覺察自身煩惱，兩者本沒有什麼衝突可言。然而，在人世間，便難免夾雜了人間的各種計較與利害關係；人自身的煩惱添加在當中之後，彼此計較互相攻訐的事累積得越來越多，便像一團打結的絲線，結下越來越深的誤會與糾葛。

更巧的是，大唐是「李」姓的天下，高祖李淵自認老子李聃是自己的祖上。因此，在唐朝，道教被立為國教，一直是被放在最高的地位。例如，唐太宗便在老子的故鄉建立了「太上老君廟」，並為老子追封帝號且立在祠堂裡祭祀，還規定將《道德經》納入科舉的內容，百官也都要學習。高宗時，則諭令全國廣修道觀，他的兩位公主還被送進道觀裡當了女道士，可見道教在唐朝被尊崇的程度。

唐朝的開國之君固然姓李，道家、道教或老子之思想也的確值得推廣與學習；然而，唐高祖李淵真的只是因為這些因素所以立道教為國教嗎？恐怕還有更多的政治考量，也就是欲借助道教的力量，讓李淵的稱帝取得合理性。魏晉南北朝以來，門閥士族的勢力影響一直很大，而李氏之族並非出於士族。為了展現「授之於天意」的氛圍，李淵借助道教的符讖，令人散布「老子度世，李氏當王」的讖言，如此才能夠名正言順稱帝。

之後的武則天，為了取得權位、成為女帝，一樣是借助佛教的力量與象徵李氏一族的道教勢力抗衡。武后借僧人之口對外宣稱她是彌勒佛轉世，因此應該取代李氏一族改朝換代云云。

由這些事情可見，佛道之爭其實只是人世間權力之爭的傀儡罷了，無論是朝堂上或者是百姓之間的。

在三教順序為「道、儒、釋」這樣的條件背景下，也就不難理解唐朝的道士和僧人之地位對比。貞觀十一年，玄奘法師尚未歸國時，唐太宗曾經頒布一道敕令：「老子是朕的祖宗，名位稱號，宜排在佛前。」頒布敕令之時，曾引起普光寺大德法常、總持寺大德普應等數百人到朝堂上陳情說明、力排此事，然而太宗並不為所動。玄奘法師歸國之後，也曾經上奏太宗陳諫此事；太宗雖然說願意商量，但還沒有結果，太宗就猝逝了，事情又被耽擱下來，不了了之。

到了永徽六年（西元六五五年，玄奘法師五十四歲），高宗頒布了一道敕令：「道士與僧人如有犯罪的情形，而難以辨知犯罪實情時，便可以使用與百姓一樣的方式來推敲勘查罪行。」高宗的本意可能只是讓執掌刑律者有更大的空間來偵察犯罪情形；然而，敕令傳到較遠的邊疆地區，意思卻被曲解了。道士地位較高，還不至於輕易受到侵犯，但僧人的情形就不同了。社會上本就積累了一些佛、道的矛盾，有許多僧人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就動輒被嚴刑加身，甚至是被隨意羞辱。

玄奘法師聽聞這些事情後，寢食不安，連忙上呈奏章陳情此事，委婉地勸諫高宗，這樣的政策實在不是有利於國家的善策。

高宗後來終於回覆玄奘法師；然而，內容依然是說，道、佛的地位先後是先帝的旨意，此事的更動還需要與朝臣商議；不過，高宗倒是收回了「僧俗同法」的敕令。此後，僧人才稍稍能夠比較安心地誦經禪修，不用時時擔心會遭受沒來由的刑罰或羞辱。據《慈恩傳》記載，玄奘法師看到高宗的旨意，不禁悲喜交集地熱淚盈眶。

不知道法師流下的熱淚究竟是喜還是悲？從現在留存的一些文獻，我們還是能看到隋唐以來佛、道雙方互相攻訐的激烈言語，有些真的非常不客氣，偏離了就理論理，而是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身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又夾在朝廷皇權之間，雖然玄奘法師自身是備受君王崇敬的，但其他僧人的處境就未必如此幸運。愛智尚理的玄奘法師，不知是否曾因此感覺到深層的無奈。

對比於在印度，印度的傳統氛圍仍舊是以理為先的；有道理的話，多數人都願意放下身段來推崇，甚至是國王。但是，在中國的傳統卻不一樣，皇帝的權力與顏面是不容說理與挑戰的，還有本土的道教乃至儒家之思想爭競問題；哪怕是最開放的大唐，恐怕也很難挑戰這些底線。

在玄奘法師歸國以後的紀錄中，能看見很多玄奘法師給皇帝的奏表，言詞總是字斟句酌、冠冕堂皇，多數為謝恩的禮節。想來，玄奘法師需要花許多力氣應付朝廷的繁文縟節，即使想要到偏遠的少室山遠離帝力、專心譯經，卻屢屢遭拒，可說身不由己。

在玄奘法師心裡，最大的挑戰與磨難，究竟是風霜雪雨但自在的西行之旅，還是身處深宮皇權之中的多方周旋與身不由己呢？玄奘法師可曾憶念過，在高聳的雪山冰原上的旅途，雖然物質條件艱苦，但精神與內心卻無比地純淨，就像雪山上的冰和那一片無際的藍天一樣。

然而，為了譯經，為了讓未聞的眾生能夠聞法而度脫苦海，玄奘法師也許不會為這些事情感到困苦吧？因為，他的心是如此地弘大又心繫眾生，也就能無入而不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