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師可說是西行求法最著名的一位僧人，卻不是唯一的一位。歷史上記錄的西行求法之修行人超過百人。

佛法傳入中原的時間應於西元前，實際年月並不可考；畢竟，法義、思想或文化的傳播往往是一種緩慢互動的滲透交融。文字紀錄目前通常是追溯到秦始皇時期（西元前二五九至二一○年），根據隋朝費長房《歷代三寶紀》所載：「又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可以確定的是，佛教傳入中原，最晚不會晚於東漢末年；東漢漢明帝永平年前後（西元五八至七五年），佛語的使用當時已經普遍可見。

佛教傳入之初，僧人並非直接從印度來，而是來自中亞、新疆一帶，法師多為西域僧人。無論是漢語、梵文或是當時中亞古國的語言都不是容易的語言，在最初說法與翻譯之時，有賴與中原居士彼此磨合。因此，在說法與翻譯的字詞使用上，還沒有共同的參照，以致於早期的漢譯經典語詞艱澀難懂，並多用漢地原有的概念去格義套用，造成後來理解上的混雜與困難。因此，東漢之後，不乏有西行求法之人，希望帶回梵文原典，以重新確認經文的內容法義。

紀錄上最早西行求法的是三國時代魏國佛教僧侶朱士行（西元二○三至二八二年），生於東漢末年，為穎川人士（今河南禹州市）。從時間上可以了解，當時距離最早傳進並翻譯的佛經，至少已經有兩百年。朱出家後於洛陽講述《道行般若經》，感覺語詞難以理解，便決意西行以求取原典。

甘露（漢末孫吳之年號）五年間（西元二六○年）從長安西行至于闐（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瑪干沙漠一帶）學習直至八十歲身故。期間，得般若經梵文本。西晉太康三年（西元二八二年）由其弟子法饒送回洛陽，元康（西晉晉惠帝第三個年號）元年（西元二九一年）由無羅叉和竺叔蘭兩位僧人譯為漢譯經典，即為現在所見之《放光般若經》。《道行般若經》和《放光般若經》，皆為《大般若經．第四會》梵文本之譯本。

然而，嚴格來說，朱士行西行求法只到了今日的新疆區域。真正到達印度的第一位漢地僧人，則是東晉的法顯大師。法顯大師於晉安帝隆安三年（西元三九九年）由長安出發，歷經三十餘國，花了六年之久才抵達中天竺；法顯大師甚至抵達過獅子國（即今天的斯里蘭卡），後以海路歸國。斯里蘭卡島上至今還有一處名為「法顯洞」，為法顯大師當時在島上停留過的岩洞。大師回國後，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摩訶僧祇律》等經。最讓人敬佩的是，法顯大師從長安出發的時候，已經六十二歲高齡了。如此的勇氣與求法之心，同樣讓後世人傳頌不已。

在玄奘大師之後，還有義淨法師。他生於唐太宗貞觀九年（西元六三五年），為齊州山茌（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人士。因仰慕法顯法師與玄奘法師的高風，也萌生了西遊之志。於是，在唐高宗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時，搭波斯商人的船從廣州出海，以海路的方式前往印度；途中歷經室利佛逝國（今印尼蘇門答臘），最終抵達南印度。帶回梵文本之經、律、論四百部以及舍利，並譯出《金光明最勝王經》、《佛說大孔雀呪王經》等經。

那麼，為什麼最為人所熟知的還是玄奘法師呢？以結果來說，玄奘法師帶回的經本數量最多，所譯之經的數量也最多，而且這些經典對後世影響很深；再加之《西遊記》的民俗化故事，使得玄奘法師的事蹟與形象在中華大地上家喻戶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