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跟著虔信佛教的母親到全臺各寺院參訪，拜見過不少法師，長大後也喜歡親近道場。一次，有人邀我到花蓮，說是一位比丘尼要在當地蓋醫院。

同行的居士們在靜思精舍小小的大殿禮佛後，向證嚴法師請求皈依。當拿出預先備好的紅包，法師卻請我們各自收起，聲調和緩地告訴我們，「為佛教、為眾生」是他皈依時師父對他的叮嚀，希望我們也能謹記在心。

我覺得奇怪，佛教徒供養法師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位看來弱不禁風的法師，顯得與眾不同，我想起母親常交代我：「找一位有德行的師父跟著學習佛法。」因此決定要跟著他做慈濟事。

三歲時，我的父親去世，上有哥哥和八個姊姊，全靠著母親一手拉拔長大。哥哥和姊姊只受小學教育便開始分擔家計，而我有機會念到商職畢業。

臺灣光復後，哥哥靠著做生意賺了不少錢，我在他的公司擔任會計。工作之餘，常光顧裁縫店挑選布料、量身訂做衣服；有時等不及，直接留在店裏催促師傅趕工，好讓我帶回家。

婚後，生活優渥也悠閒，家裏僱用歐巴桑幫忙煮飯、打掃。從娘家到夫家的事業，我都負責管帳，先生需要用錢時得向我伸手，也導致我的個性有些跋扈。投入慈濟後，我將掌控金錢的權力放開，才有較多時間做志工。

我曾經愛美又講究穿著，為了不與人「撞衫」，不是找師傅訂做，就是到華洋百貨購買舶來品，甚至到日本「瞎拚」，挑選行頭。

沒想過有一天，衣櫥裏那些花大錢買的衣服，我會捨得送給姊姊和好朋友。成為慈濟委員後，我認為最美的衣服是那身旗袍，以及「藍天白雲」志工服。

參與國際賑災時，志工隊伍從頭到腳整齊畫一，我們曾在機場被外國人讚歎：「你們是什麼團體，怎麼這麼美？」

我以穿上慈濟制服為榮，特別重視自己的委員形象。師父要女眾穿旗袍、梳包頭，頭花夾得正才好看，不能隨便。有時看見同行的志工，頭髮未能梳理整齊，我總會適時提醒。

擔任慈濟護專（慈濟技術學院改制前）的「懿德媽媽」時，我們甚至接受前駐美外交官錢復夫人田玲玲女士的指導，調教儀態，以顯莊重優雅，為孩子們樹立良好的身教。

從這些小地方，我明白師父對志工的期許很高；如今志工人數眾多，唯有自我約束，才能建立團體形象。

我的個性活潑，唱歌、跳舞都會，和年輕人在一起，沒有代溝。剛加入慈濟時，便負責陪伴南區的慈濟大專青年，以媽媽心關懷他們的學校生活，帶他們一起去做志工。

二十多年來，我每個月搭乘火車到慈濟技術學院和學生們聚會。看著他們一屆又一屆畢業，進入各個醫療機構服務，我感到歡喜，這是師父培育良護的目的。

後來，我也擔任大林慈濟醫院醫護同仁的懿德媽媽。臺灣這幾年鬧護理荒，服務人力不足，影響最深的莫過於病人。為了留住這群「白衣大士」的心，我們常準備水果、點心或是小禮物，慰勞他們的辛勞，給予心理支持，讓他們安住在工作崗位。

我的懿德女兒遍布全臺，無論她們身在哪裏，若傳來結婚、生子的喜訊，或是遭遇人生低潮，只要知道，我總是盡可能去相伴和鼓勵。直到現在七十九歲了，我還是每個月搭火車到花蓮和慈濟技術學院的孩子相聚。

有人問我，除了車資花費，車程那麼遠難道不累嗎？我說只要有心，就不覺得路途遙遠或勞累。

同期承擔技術學院懿德母姊的志工，曾因年紀大要請辭幹部。師父說：「你們向我辭（退），我答應；若有一天我想辭（退），誰來答應我呢？」明白師父一肩挑擔的辛勞，以及珍惜志工用心付出的感情，我們雖然年紀大了，卻依然承擔到現在。

我參與志工二十七年，當時的慈濟還是艱難地推動著各項志業。

譬如，一九九三年九月衛生署決議由慈濟統籌「骨髓捐贈資料庫」的成立及運作，師父開始巡迴宣導造血幹細胞捐贈的理念，全臺志工在各地舉辦一場又一場的捐髓驗血活動，並深入校園、軍營等單位大力宣導，邀請更多人加入資料庫，增加配對機率。

一開始，檢體必須送往美國進行檢驗，每筆資料檢驗費用累計起來相當可觀，都由慈濟負擔。為了籌措龐大的基金，志工自掏腰包舉辦驗血活動，還熱烈響應捐款。當受髓者幸運配對到時，志工便親自探詢捐贈者意願，接著陪同健檢，甚至準備補湯為他們調理身體，直到順利捐髓，全程照顧得無微不至。

慈濟，是師父帶領我們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委員鼓勵民眾單純捐款，有時不容易，因此我們以前經常舉辦義賣，提供吃的、用的或飾品、服飾等，鼓勵民眾發揮愛心，點滴匯聚籌募善款。

為了義賣，我想起母親拿手的傳統米糕，於是以素食材料嘗試製作。將蒸好的香Ｑ糯米飯配上爽口脆甜的小黃瓜片，加上素食貢丸和素肉鬆等，每每在義賣會上小兵立大功！

我相信，任何事只要用心、專心，加上耐心和毅力，就能把事情做好。

醫療志工是慈濟人都不會缺席的服務項目。在花蓮慈濟醫院，我曾經跟著「志工老兵」顏惠美師姊關懷愛滋病人。那時，大家對愛滋病不了解而感到害怕，年輕人不被家人接納，信仰的宗教也無法給予支持。

我們去陪伴又唱歌給他聽，記得那天唱著閩南語歌曲〈雨夜花〉——「花蕊哪落要如何？」顏師姊藉著歌詞，問年輕人：「如果花謝入土，你欲如何？」

他說，感謝志工沒有放棄他；也發願若真有來生，會為社會做些事。這次陪伴臨終病人的經驗，教我難忘。

商職畢業時，哥哥本來有意栽培我到日本專修音樂，可惜我對鋼琴和聲樂沒興趣，只喜歡聽歌、唱歌。沒想到後來做醫療志工，這項興趣完全派上用場。

醫療志工經常帶動團康，譬如病友聯誼，或是日間照護的「輕安居」病房，以及院外的老人院、榮民之家關懷活動。我擅長國語老歌，像是〈花好月圓〉，或黃梅調電影《江山美人》的插曲〈戲鳳〉，甚至西廂記的〈拷紅〉等；這些歌曲在臺南和花蓮的榮民之家尤其受歡迎！每當走到榮民伯伯面前準備唱歌，就算他們當時躺著，也會高興得坐起身子、打起精神，準備和我來段合唱呢！

閩南語老歌最受歡迎的，大概是〈愛拚才會贏〉、〈針線情〉、〈阿母的手〉等，這幾首在南部的老人院和教養院關懷時，都容易帶動氣氛。

三年前，我辭去醫療志工領隊，轉而投入臺南慈濟人醫會的活動。有時跟著醫師到病患家中看診，每個月也為街友義診服務。每當見到以前熟識的醫療志工，他們往往一句「很少看你來做醫療志工了！」便又熱情邀我繼續上陣。

做到被人「懷念」，感覺真好！我知道我不會從志工「退休」，只是在傳承之後，又去開發其他服務項目。

志工活動，我盡可能接觸不同領域。國際賑災有年齡和體能上的限制，我很幸運一直有機會參加。去過的國家包括南非、北朝鮮、菲律賓、中國大陸和日本等地。

南非經常發生黑人暴動，有一次我們四女二男共六位志工，由一位黑人司機開車準備載送物資到黑人村落發放，巿長卻要求將物資交給他，不讓我們直接發給窮人。

後來採取折衷方式只給一部分，當原車載送剩餘物資折返時，也擔心現場的黑人爭搶物資，甚至傷害我們。

我們設法聯絡在地負責人張敏輝師兄，幸好他告訴我們不遠處有個之前勘察發放接洽過的地點，可以將物資留在那裏。那天，我們將車上的玉米粉和衣服搬下車，每個人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但慶幸總算度過危機。

北朝鮮是相當封閉的共產國家，人民缺糧、營養嚴重不足，慈濟志工前去發放種子、肥料等物資。我在北朝鮮結束連續九天的發放後，直接轉機到中國安徽省進行冬令發放；那次出門，前後加起來十六天。

在北朝鮮，當地人員陪同居家訪視，最後一天互動時，邀請我們唱國、臺語歌，才知道原來對方通曉我們的語言。他們觀察多日，確定來自臺灣的慈濟志工別無目的，只是提供物資援助，才會在離去前，與我們真誠交流。

在安徽發放物資時，氣溫很低，抽出溼紙巾使用，上面都結凍了！志工在外賑災，飲食一切從簡，往往帶著環保碗筷和一包泡麵，就輕易解決一餐，但是大家做得很開心！

二○一一年三月，日本強震引起大海嘯，慈濟志工到東北災區發放見舞金（慰問金），我也報名搭上發放末班車，雖然不精通日語，我以一首「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裏？在這裏、在這裏，我的朋友在慈濟」改編的日語歌，在發放現場也製造了不少的歡樂。

以前到日本是花錢採購，那次去卻是穿上最美的志工服，展現臺灣人的愛心。捨去物質追求，反而獲得精神富足。

先生待我很好，他忙於事業無法參與慈濟，可是只要有空，很樂意載我去做志工。

一回他住院，正好我報名國際賑災即將成行。「你這個樣子，我怎麼放心出國？」見我猶豫、掛心，難以取捨；他安慰我說：「你儘管去，我在這裏只是靜養，沒關係。」

他給我充分自由，教我始終感念在心。癌症去世前，他告訴我，從大愛電視臺看見志工所做的事，才知道我是那麼忙碌而辛苦。

當志工，看見人生百態，也是自我教育的好機會。特別是在幸福的日子，體會貧窮、苦難和無常，使我在今年遭遇小女兒因病過世時，傷心卻不流淚，反而化悲傷為力量，繼續走在志工路上。

如果不是參加志工多年，我肯定無法豁達看待她的離去。

參與慈濟，我最大的收穫是學習如何做人。師父教導我們要「誠正信實」，懷著感恩、善解、包容心，人進我退、得理要饒人，也要把握做人做事的原則，不做「濫好人」，人生方向才不致偏差。

經過團體的磨鍊，我從個性跋扈的主婦，變成講話謹慎、不輕易傷害別人的志工，也要求自己做事踏實，才能取信於人。在人群中修行，遇到再大困難，只要將自心穩住，就能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