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秀大師長期以來被一般人視為和惠能大師持相對的立場。滑臺大會之後，出現了「北宗」一詞，在初期，這是與南宗禪相對的貶義稱呼，思想上則被區分為「漸修」和「頓悟」兩種系統。由於這種區別，加上後世已將惠能定為禪宗祖師，導致神秀往往被視為次一等的、不被認可的法脈，更有傳說、戲曲將其演繹成心胸狹隘、為奠定自己地位而不擇手段的出家人。

歷來雖偶有學者強調神秀大師在唐代的重要性與影響力，但總是力有未逮，難以將其提升到如惠能一般的地位。或許是因為，記載神秀的歷史文獻稀少單薄；尤其在其離開五祖門下東山寺後，將近十年期間，史書上呈現空白的狀態，後世傳承又不如惠能深遠，並且其思想材料也非系統性的專著，所以至多令人質疑對他的負面評價，卻也必須承認其法脈已不傳的事實。

在前作《六祖惠能——禪源曹溪》的編撰中，已隱約觀察到神秀應與後世的傳說有所差異。秉持這分懷疑的態度，本次編撰《神秀禪師——北宗禪之祖》，在既有的文獻基礎之上，更為深入而廣泛地蒐集，將看似零星的材料集中之後發現，在神秀當朝的評價中，不論是人品、弘法，或是與朝廷、帝王之間的相處，皆受到相當正面的肯定。

此外，正史上並無後世所傳，諸如爭奪禪宗衣缽、下令追殺惠能等事件，反而是神秀既承認惠能對於佛法理解之深，又曾多次上表朝廷延請惠能至京弘法。雖然六祖終其一生並未進京弘法，但在相關史料中，我們見到能、秀師兄弟之間，是友善和睦的。兩人之間唯一次表現出思想上的明顯差異，是弘忍要弟子作偈詩，神秀作〈無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而惠能詩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忍認為惠能所作的偈詩境界較高，神秀聽聞之後仍是虛心求教，並無欲加害惠能之意；只是弘忍擔心惠能受害，而要惠能離去。

這些記載的可想像空間仍然很大，因為，弘忍並未指明是誰欲加害惠能。而從唐代之後的影響來看，惠能又被尊奉為禪宗六祖，神秀一系逐漸沒落；如此更像是弘忍確實授意惠能繼承衣缽，而唯恐他人爭奪，故盡力保護惠能，也預見惠能終將不負所託，使禪宗開枝散葉。

禪宗後續的發展固然已是事實，然而，本書在考證的過程，盡可能謹慎處理不同的記載與說法，呈現歷史中始終存疑的部分，而不輕易下定論。除此之外，透過梳理神秀思想也發現，由於歷代解讀的偏頗，認為神秀僅重視層次「較低」的漸修法門，與程度「較高」的頓悟法門形成對立。其實，在《大乘無生方便門》、《觀心論》等與神秀相關的著作中，皆可看出神秀思想的不同層次，和純論頓悟的惠能固然有別，但並非立場的相對，反而是具足漸修與頓悟的教法。經由扼要的整理，以下分成歷史與思想兩方面指出以往傳說的可疑之處，作為讀者閱讀本書的引子。

首先，在史書的記載上，至少有五點可為神秀澄清之處。第一，如上所述，弘忍並未表示神秀可能迫害惠能，歷史上也無神秀迫害惠能的事件；反倒是神秀時常要弟子向惠能學習，入京為國師後亦上奏延請惠能入京說法，卻為惠能所拒。

第二，雖然弘忍推崇惠能，但並未表示只傳惠能一人；當時尚有神秀、老安、玄賾等十名弟子與惠能並列，弘忍直抒這十一位弟子的特色，並指示他們分頭弘化，以符合禪宗傳承的精神。

第三，神秀與惠能地位懸殊：神秀在世時，聲望與身分皆遠高於惠能，每日求法者不計其數，難以想像在這種情況下神秀有必要迫害惠能。

第四，兩位大師的地位變化，最明顯的轉折乃是出現在安史之亂後，惠能弟子神會因協助朝廷平亂有功，其所代表的南宗禪受到朝廷重視。當神會在貞元十二年被定為七祖時，惠能的六祖之說遂成定論。

第五，在《壇經》的流傳過程中，版本隨著傳授不斷更改、衍生，為了光大門庭，許多饒富傳奇性的事蹟被加以渲染，呈現出為了推崇惠能地位、而擴大北宗門人迫害南宗一系的情節。

除史實外，在思想上也值得更仔細地梳理，分辨其中的層次。先就語言風格而言，兩位大師的說法對象相差甚大。神秀主要是對帝王和貴族說法，而惠能在南方多是對平民百姓講解法義，由此延伸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前者具有不同層次的鋪陳，引用多種經論；後者淺白鋪陳，注重把握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身為佛法的教師，隨機示教是凸顯說法者的能力，而非以此形成等級的高低。

再就思想內容而言，惠能說法確實相當一貫，一律要人明心見性，把握本心。然而，仔細梳理神秀現存的文本可發現，神秀從未要人僅從枝微末節的工夫入手；而是既可直接把握根本的心性、也能展開多種多樣的修行方法。所以，不應一刀切地認為一者是頓悟，而另一者即是漸修。在本書第二部分第二章介紹《觀心論》與《大乘無生方便門》之處，有詳細的說明。

關於神秀的研究，往往偏重歷史或思想的其中一端，是故本書盡力將兩者進行有機的整合，使讀者更全面地看待神秀大師。本書並非一味從神秀立場為其辯護，企圖扭轉其在禪宗的地位；而是在對照了歷史與思想之後，感到更能貼近神秀真實的樣貌，給予公平、合理的記述。這是在參閱許多資料時甚感有漏的部分，也是做為一個研究者應有的審慎態度。

在記述神秀的生平時，最令人遺憾的是歷史中關於神秀的記載太少。雖然神秀之後仍有重大的成就，但壯年時期通常是一個人一生中思想相對成熟、圓融的階段，也是奠定老年成就的關鍵；奈何，史書有著十年的罅隙。這部分除了鋪陳同時期發生的事件，作為神秀後續生涯的前提和背景之外，也採用美國禪宗學者馬克瑞的推測，以「威秀」法師的生平填補這些年間與佛教相關的事件。神秀與威秀是否同為一人？本書對此說法有所保留，卻也認同兩人若關聯起來看待，更能窺見唐代佛教史的動態與全貌，並能合理地說明何以神秀「十所年，時人不能測」，爾後卻在玉泉大放異彩。

編撰本書的過程中發生不少事件。先是在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回臺灣時，聽聞臺灣大學哲學系的陳平坤教授癌末病危，二十一日前往探視，以前作《六祖惠能——禪源曹溪》與他分享，希望能有轉機；並約定若能好轉，本書將邀請陳教授作序。遺憾事與願違，陳教授二十三日即病逝於臺大醫院。陳教授是很有成就的禪宗與三論宗學者，筆者有緣於就讀臺大博士班期間聽聞其授課，又在最後的日子略表心意，期能以本書的功德迴向與他，願他往生善趣。

今年（二〇二〇年）一月中旬，武漢新冠肺炎疫情升溫。原定二十二日回臺過年並定稿，但因憂慮離開武漢之後，如疫情過於嚴重，兩隻家犬無人照料，可能出現難以預期的後果，所以臨時決定退票後停留當地；沒想到，隔日就遇到封城防疫，於是與家中小犬共同度過了在艱難時期仍堅定寫作的階段。本書雖延宕不少時間，但最終能夠完成，小犬的扶持與嬉鬧，使得家中在冷峻的防疫期間產生溫暖與熱絡的氣氛，可謂功勞甚鉅。

一千三百多年前，神秀與惠能同在黃梅東山寺受學；後來，神秀前往當陽玉泉修行傳法。黃梅、當陽皆位於此次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今日得於湖北的疫情環繞下完成書稿，想來也是難得的機緣。

本書的完成，背後尚有許多增上善緣的扶持。如楊惠南與溫金玉兩位知名教授在千里之外受邀後，即應允為拙著作序，是對晚輩最真誠的鼓勵，使拙著增添無上的光彩，更激勵筆者應完善此書的內容。內人多年來的包容與協助，是核心的精神支柱。由於蔡家和教授推薦前作《六祖惠能——禪源曹溪》的撰寫，進而才有這本書的誕生。主編賴志銘博士不斷溝通協調撰寫的體例與內容，使本書既富有學術性，又適合大眾閱讀。除此之外，前輩學者願意在資料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嘗試研究神秀大師，為本書盡可能詳細地交代大師的歷史與思想兩方面，奠定厚實的基礎，在此一併致謝。

於此序末尾，向所有直接、間接助成此書的因緣，獻上最誠摯的謝意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