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亦有學者推測，神秀之隱遁，或與上表陳情「沙門不拜俗」有關。（註五）

唐高宗重視並禮遇佛教，卻也試圖通過世俗倫理對佛教進行限制。先是在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年）頒布〈僧尼不得受父母尊者禮拜詔〉，從名分與倫常的立場，規定僧尼不得接受父母尊者的禮拜：

釋典沖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忘。豈自尊崇，然後為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公、孔子之教，異轍同歸；棄禮悖德，深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貴高。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斁（敗壞）彝典。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

到了龍朔二年（西元六六二年），唐高宗又命臣子針對僧眾致拜君親一事進行商議。四月十五日這天，大臣許敬宗宣讀高宗下達的〈命有司議沙門等致拜君親敕〉：「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恆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先是要出家人不得受父母尊長禮拜，再擴大到讓沙門致拜君王、皇后等。

簡言之，唐高宗藉由對儒家文化立場的維護，想將倫理關係置於佛教之上，進而捍衛君權威望。

這項詔令引發很大的反彈。大莊嚴寺（註六）威秀法師便於四月二十一日作〈沙門不合拜俗表〉，其中提到：

自古帝王齊尊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跡，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悠遠，時時見發。……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群經，便發警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沖，庾冰矯詔，桓楚（即桓玄）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即南朝宋孝武帝）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況尋還停息。……況乃夏勃（即赫連勃勃）敕拜，納上天之怒；魏燾（即拓跋燾）行誅，肆下癘之責。……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慚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罔君之罪。……

陳情內容徵引諸史，舉出歷史上著名沙門拜俗爭論事件，包括：晉成帝年幼時，庾冰（註七）排斥佛教，假傳皇帝詔書提出「沙門應禮敬王者」；桓玄（註八）逼迫晉安帝退位篡立桓楚後，要挾沙門須向王者致敬，王謐（註九）與之反覆辯論。而南朝宋孝武帝（註一〇）晚年，下達要沙門拜主的暴虐政令，不久後便因為自己短命而停息；其他尚有著名暴君，如僭居夏州的赫連勃勃（註一一）要沙門向自己致拜，以及北魏拓跋燾（註一二）下詔滅佛等史事。

從「矯詔」、「飾詐」、「虐政」等用詞，到舉赫連勃勃、拓跋燾等暴君為例，顯示出威秀法師捍衛佛法的心非常強烈。然而，這些「旁徵博引」彷彿將歷史上毀佛暴君與唐高宗予以關聯和比擬，此「不敬」的行為極可能引起君王或朝臣們的不快，更可能因此遭貶。

在威秀的帶領下，京城兩百多位僧人一起齊聚蓬萊宮（即大明宮，唐高宗時修建後稱蓬萊宮，唐朝皇帝在此處理朝政）上呈表疏，卻僅得到「敕令詳議，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的答覆。眾人只好離開蓬萊宮，到往西明寺集合。

當時駐錫在西明寺（註一三）的道宣法師（註一四）則四處奔走求助權貴，分別在四月二十五日向太子李賢上表〈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啟〉，四月二十七日向滎國夫人（即武則天的母親）上表〈上滎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啟〉，另外又作〈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狀宰相〉致朝臣。

到了五月十五日這天，朝廷請官員商議沙門致敬之事：「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即尚書省）都堂將議其事。」道宣、威秀聯合大慈恩寺（註一五）的靈會法師和弘福寺（註一六）的會隱法師，率領僧眾三百餘人，將佛經和僧伽表疏呈遞官員，這場涉及眾多朝野僧俗的盛大集會，卻沒有因為參與意見的踴躍而取得共識。

這一事件最後是唐高宗做出了讓步。沙門是否拜俗的辯論，朝臣們贊成、反對各有擁護，以反對者佔大多數而告終。唐高宗於是在六月五日下〈停沙門拜君詔〉，明文曰：

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彌深，只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致拜君王的詔令雖然已經停止，唐高宗卻仍舊希望沙門要跪拜父母奉行世俗禮儀。這樣的要求並不合於佛門儀制，眾僧們立場堅定，持續上表陳情反對。道宣法師等人上〈滎國夫人楊氏請論拜事啟〉、玉華宮（註一七）靜邁法師（註一八）等人上〈拜父母有損表〉。

威秀也在八月二十一日呈送〈上請不拜父母表〉，文中引述《梵網經》（註一九）「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註二〇）「國君不求比邱（丘）禮拜」等經論記載，據此說明歷代君王對佛教都是「依經敬仰」。而皇帝頒布的詔書，普天率土必定依從，若強制沙門拜俗，史臣將秉筆直書，將此事流傳；威秀站在君王的角度為其名譽擔心：「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蕪（汙）穢皇風」。接著又點出僧侶不同於一般民眾：「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即沙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註二一）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乖物。」

威秀又稱，報答親恩不須囿於跪拜：

況挺形戒律，鎔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居親有損福之累。

其認為，沙門引導濟渡眾生、在家眾供養佛門亦有功德，這些都是對雙親仁慈撫育的回報；若強行讓釋門遵循儒家之禮，對僧侶來說是犯了越戒的過錯，對在家親人的福德也將有所減損。威秀的奏章可說有理有據。

從這點也可以看出，佛教思想當時在中國傳播，仍與儒家思想有著相當程度的對立，尚無法因地制宜，將敬拜父母的行為視為儀式的表現，而不違背佛教宗旨；其後仍引發儒家立場的捍衛者，如中唐的韓愈、李翱等人對佛教的拒斥。這樣的爭端一直延續到宋明時期仍未止歇。

通過各層面論述沙門不應拜俗的理由後，威秀也提出他的期待：「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停沙門拜君詔〉中關於拜父母的旨意，在眾多高僧表態反對下，詔令逐漸不了了之，形同虛設。

【註釋】

註五：知名的美國禪宗學者馬克瑞（John R. McRae，西元一九四七至二〇一一年）在其著作《北宗禪與早期禪宗的形成》中列出幾點假設，認為神秀與《宋高僧傳》所載人物「威秀」或為同一人，並推測神秀在離開黃梅後可能用「威秀」之名在京城弘法；因為上表陳情「沙門不拜俗」引發皇帝或官員們的不滿，導致被貶。本章中對於「威秀」與神秀之關聯，皆出自馬克瑞的推測。

註六：大莊嚴寺位於長安城，舊稱禪定寺。隋文帝仁壽年間（西元六〇一至六〇四年），為追薦文獻皇后獨孤氏冥福而立，並敕征保恭為禪定寺道場主。

唐高宗武德二年（西元六一九年），禪定寺改為大莊嚴寺，下敕召回為避官府住藍田悟真寺的保恭重任寺主，負責檢校僧尼。續有神迴、道哲、智興、慧詮等名德住持，顯揚法門。

註七：庾冰（西元二九六至三四四年），字季堅，東晉大臣，為庾亮之弟。東晉咸康六年（西元三四〇年），庾冰作〈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認為「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認為維持儒家禮法至關重要，不可因佛教而改易。另又有〈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重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站在儒家立場維護王權。尚書令何充等人則為佛教辯護，肯定佛教能安定人心、有益於王化：「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認為不應強制沙門禮拜君王。由於朝中爭論不下，庾冰的主張在當時並未真正推行。

註八：桓玄（西元三六九至四〇四年），字敬道，於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篡立「桓楚」，改年號為永始。曾提出沙汰佛教，下令除了能「暢說義理」、「奉戒無虧」、「山居養志」者，其餘一律還俗。後接受廬山慧遠大師，放寬了不列入淘汰之列的條件，並下令「唯廬山（慧遠所居僧團）道德居所，不在搜簡之列」，足見桓玄對慧遠的尊敬和禮遇。

此外，在庾冰之後六十餘年，桓玄再次要求沙門敬拜王者；經慧遠提出異議後，桓玄接受慧遠意見，同意沙門不拜俗。

西元四〇四年，劉裕率北府兵起義追討，桓玄敗逃，在預備進入蜀地時被殺，年三十六。事後，慧遠大師作《沙門不敬王者論》，包含〈在家〉、〈出家〉、〈求宗不順化〉、〈體極不兼應〉、〈形盡神不滅〉五篇。

註九：王謐（西元三六〇至四〇七年），字稚遠，東晉大臣。桓玄掌權時官中書監，後劉裕破桓玄，王謐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王謐為王導之孫，在與桓玄討論沙門是否應禮敬王者一事，有過「三難三答」的書信往來。

註一〇：宋孝武帝（西元四三〇至四六四年），即劉駿，字休龍，為宋文帝第三子，南朝宋第五位皇帝。大明二年（西元四五八年）在羌人高闍帶領下，僧人曇標、道方等人參與謀反，未行動前便被發現，宋孝武帝因而下令沙汰，勒令不嚴守戒律者一律還俗，但未真正實施。大明六年（西元四六二年）九月，有司上奏，延續了自東晉以來沙門是否要敬拜王者的討論，提議沙門應禮拜尊長及王者，宋孝武帝遂同意有司的奏章。然而，宋孝武帝壽命短促，詔書在四年之後就廢止了。

註一一：赫連勃勃（西元三八一至四二五年）：鐵弗匈奴部人，為五胡十六國中「胡夏」的建立者，史稱夏武烈帝。義熙三年（西元四〇七年），反叛姚秦自立。赫連勃勃自稱是佛陀轉世，為人中之佛，卻殘暴無道。劉義慶的《宣驗記》記載：「佛佛（即赫連勃勃）虜破冀州，境內道俗，咸被殲戮。凶虐暴亂，殘殺無厭，爰及關中，死者過半，婦女嬰稚，積骸成山。縱其害心以為快樂，仍自言曰：『佛佛是人中之佛，堪受禮拜。』」

註一二：拓跋燾（西元四〇八至四五二年）：即北魏太武帝，廟號世祖。聽從宰相崔浩建議，改信道教寇謙之。太延四年（西元四三八年）下詔「沙門年五十以下者還俗」，接著在太平真君五年（西元四四四年）下令不得私養沙門。《魏書．世祖紀》：「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到了真君七年（西元四四六年）三月，佛像、佛經皆被焚毀、並不分年齡坑殺沙門。拓跋燾一連串行動史稱「太武法難」，與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加上後周世宗，皆有嚴禁佛教，鎮壓僧人的舉動，且規模甚大；前三者於歷史上合稱「三武滅佛」，加上後周世宗則稱「三武一宗滅佛」。

註一三：西明寺位於長安城，原為隋朝楊素舊宅，入唐後為魏王李泰居所，唐高宗敕建為西明寺，於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年）六月落成。相傳西明寺是仿照印度祇洹精舍之規模建造，結構宏偉。寺成時，詔命道宣律師為上座、神泰為寺主、懷素大師為維那（掌理眾僧進退威儀），玄奘法師亦曾奉敕於此，國內外諸多高僧學者掛錫西明寺者甚多，如懷惲、道世、慧琳、圓測，日本空海、圓載等，入唐時亦曾住於此。

註一四：道宣法師（西元五九六至六六七年），唐代律僧。俗姓錢，字法遍，吳興長城（今浙江省長興）人，一說江蘇潤州丹徒人。曾隨日嚴寺慧頵、大禪定寺智首修學，後在終南山倣掌谷營建白泉寺。道宣曾參與玄奘譯經工作並負責潤飾經文；其嚴守戒品，深好禪那修行。唐高宗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年），奉敕擔任西明寺上座；不久後，撰《釋門章服儀》、《釋門歸敬儀》等。乾封二年（西元六六七年）二月，在淨業寺創立戒壇，成為後世建築戒壇之法式，同年十月入寂，諡號「澄照」。

道宣最大的貢獻在於律學與佛教史，被視為唐代律宗南山宗開創者，世稱「南山律師」。所著《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四分律拾毗尼義鈔》及《四分比丘尼鈔》被稱為「律學五大部」。

其佛教歷史的相關著作有：《續高僧傳》、《廣弘明集》、《大唐內典錄》、《釋迦方志》、編集《古今佛道論衡》，皆為後世治學的重要參考書籍。

註一五：大慈恩寺為長安城南著名古寺。唐高宗李治任太子時，於唐朝貞觀二十二年（西元六四八年），為報其母慈恩，故於淨覺寺（一說為無漏寺）舊址建造慈恩寺。後奉太宗之旨，於此度僧三百，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並迎請玄奘法師自弘福寺移至大慈恩寺擔任上座，譯經院遂遷於此繼續譯業。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六五二年），朝廷依玄奘法師建議，採取西域之制建大雁塔，玄奘法師更在建造過程中「親負簣畚，擔運磚石」。玄奘法師譯經工作多數於此寺完成。大慈恩寺、大興善寺與薦福寺並稱為唐代長安佛教三大譯場。

註一六：弘福寺位於長安城，地處修德坊西北隅。唐太宗貞觀八年（西元六三四年），為追薦其母太穆太后所建，高僧慧斌為首任住持，智首律師為上座並任僧綱。

貞觀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玄奘法師從西域歸來，將所帶回的大小乘經律論、佛像及佛舍利等，皆先置於弘福寺，同年三月本寺開辦譯場，玄奘法師譯出《大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等。貞觀二十二年（西元六四八年），因大慈恩寺建成，玄奘法師及譯經院因而自弘福寺遷至慈恩寺。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六五二年），印度高僧地婆訶羅（意為「日照」）於本寺翻譯《大乘顯識經》、《大乘五蘊論》等。

弘福寺懷仁和尚曾集王羲之書法字，將唐太宗之〈聖教序〉、太子李治所作〈述聖記〉及玄奘法師謝表，刻為〈大唐三藏聖教序〉（全稱為〈釋懷仁集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歷時二十多年刻寫完成，石碑現收藏於西安碑林。

註一七：玉華宮即玉華寺，位於玉華山（今陝西省銅川市）。其建於武德七年（西元六二四年），初名仁智宮，後經唐太宗擴建並改名為玉華宮。此處為避暑勝地，原屬帝王行宮，後於唐高宗時後廢宮為寺。

唐太宗時，曾召玄奘同往玉華宮避暑，並於此地為玄奘法師翻譯之《瑜伽師地論》作序。

顯慶四年（西元六五九年）十月，玄奘由長安慈恩寺移居玉華寺，奉敕翻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般若經》），寂照為都維那（寺院中的綱領職事，並掌管威儀），窺基、普光、玄則等皆列其譯場。《大般若經》歷時四年完成，長達二十萬頌。

玄奘法師居玉華寺期間，完成佛典十四部、六百八十二卷的巨大翻譯成就。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玄奘圓寂於玉華寺肅成院。其後寺院逐漸衰微，至天寶年間已成廢墟。

註一八：靜邁法師（生卒年不詳），又作靖邁，唐代僧人。梓潼（今四川省綿陽市梓潼縣）人，於簡州福聚寺出家，貞觀年中入京師，為玉華宮寺譯經沙門。《宋高僧傳》記載其人：「少孺矜持，長高志操；特於經論，研核造微；氣性沉厚，不妄交結。」

靜邁法師奉敕為太穆太后造弘福寺，並展開譯經工作。後居慈恩寺與其他寺院高僧共同執筆綴文，譯出《本事經》七卷。後與神昉筆受於玉華宮及慈恩寺。著有《古今譯經圖紀》四卷、《般若心經疏》一卷、《佛地經論疏》六卷、《十輪經疏》八卷等。

註一九：《梵網經》，梵名Brahmajāla-sūtra，全稱為《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心地戒品第十》，又作《梵網經菩薩心地品》、《梵網戒品》。相傳為鳩摩羅什所譯，係說明菩薩修道之階位及應受持之十重四十八輕之戒相。

註二〇：《順正理論》，梵名Abhidharma-Nyāyānusāra śāstra，全稱為《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又稱《隨實論》、《俱舍雹論》、《正理論》。凡八十卷，為古印度眾賢尊者造、玄奘法師譯。

內容分別為：〈辯本事品〉、〈辯差別品〉、〈辯緣起品〉、〈辯業品〉、〈辯賢聖品〉、〈辯智品〉與〈辯定品〉，共計八品。本論以說一切有部的立場，論破世親編著之《阿毗達摩俱舍論》（《俱舍論》）。

註二一：田衣即袈裟的別稱，出家人所穿的衣裳。在《四分律．卷四十》中，世尊以「中道見有田，善能作事，畦畔齊整」指點阿難，並且問阿難：「汝能為諸比丘作如是衣法不？」後模擬水田的阡陌製作僧衣，故又名「田相衣」、「福田衣」。